同年，美国一名男子的妻子去世，死前有36年吸烟史。男子向法院起诉烟草公司。4年之后，美国联邦陪审团做出判决，要求烟草公司支付1900多万美元赔偿金，其中1500万美元为罚金，只有402万美元是实际损失。
去年美国沸沸扬扬的“万络”药品事件，最后法院认定默克公司生产的消炎镇痛药“万络”导致原告丈夫死亡，医疗损害赔偿金高达2.53亿美元。
回到文章开头，律师团提出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加惩罚性赔偿的内容，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在另外一部相关的法律制定中，此观点已经为学者采纳。《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篇建议稿》中明确写入了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享有声誉的张新宝教授称：“在起草本条条文时，课题组对规定惩罚性赔偿没有争议，只是对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则有不同认识。”
笔者以为，之所以侵权法应当具备惩罚的功能，并非是人们所赋予，而是社会生活所需要。惩罚功能与其预防功能是密切联系的。很多情形之下，通过发挥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才能使其预防功能真正发挥作用。由于惩罚，加大了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使其在巨额的赔偿面前而放弃实施不法行为的念头。例如对于像“齐二药”假药事件中涉及到药品以及其他对公众生命、安全、健康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的行为，发挥侵权法的惩罚功能，使违法者付出相当于其收益2倍、3倍甚至更大的代价。如此将会使“坏人们”对违法望而却步。另外借鉴国外的尤其是英美法的实践，在被告存在“恶意”(malice)、被告行为“恶劣”(outrageous)等情形下时，通过惩罚使被告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更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也能更好的预防此类行为的发生。相反，如果“恶意”的行为人或者“恶劣”的行为人在作出不法行为后，并不会因其行为而承担巨额赔偿等严重后果时，将有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法律鼓励坏人做坏事。
由于如上所述的在当今社会惩罚功能的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其应当成为侵权法的一项主要功能。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侵权法的还有另外一项功能是创设和催生新的人身权。 侵权法确实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创设一些新的人身权。但是，笔者以为这并不足以构成其成为主要功能的理由。简要的说明一下笔者的分析：自由止于权利。法律就是在行为自由与他人权益建建立平衡，法律为自由和权利划定界线。随着社会发展，从前的不自由可能已经成为自由，自由则又可能成为不自由。在此发展过程中，法律确实在不断地创设和催生新的权利，并非只有侵权法。笔者注意到，王成老师提到的是创设和催生新的人身权，在“权”字前面有了一个定语，这样可以使其严密。这也正说明可以创设权利的不仅是侵权法，只是由于侵权法调整的内容之一是人身权，才又加了如此的定语。但是侵权法也调整财产权，是否也应加上创设和催生新的财产权。是不是其他法律的功能都可以说创设和催生新的某某权。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够严密，不够准确。当然这也是笔者自己的浅见，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