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预防。
　　侵权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预防损害的发生。损害的不发生或者少发生，显然比损害发生后再进行责任的分担更有优越性。传统的侵权行为法通过规定侵权行为人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为人，引导人们正确行为，预防各种损害的发生，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和谐。 侵权法通过它内在的激励机制，即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权益损害，那么行为人必须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与填补损害的功能相联系的。对于受害人来讲，当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填补；对于加害人来讲，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转嫁，有加害人来承担此损害（即使在存在责任保险的场合之下，当损害发生后，加害人仍然面临着提高保费或者终止保险合同的风险）。因此，加害人作为一个理性人，总会尽量避免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损害的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查，如果预防损害的成本小于预防的（预期）收益，则进行预防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有效率的，此时，行为人作为理性人会选择预防损害的发生，由此侵权法发挥了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相反，当预防的成本大于预防的（预期）收益时，则意味着预防行为时无效率的，因此无须预防（如不可抗力等）。
　　结合本文开头的案例，如果药品生产者预期到当其生产假药、劣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损害并因此被卷入诉讼，并且诉讼一旦发生，其将面临着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时（如巨额的民事赔偿，恶劣声誉、丧失在该领域继续生存的机会），那么药厂就要权衡，其制作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收益多还是可能带来的损失多，或者是其严格生产标准，不生产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损失多还是预期的收益多，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利益权衡，作出对其最为有利的选择。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少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巨额赔偿等风险时，此时其就会选择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其就不会违法生产。这个时候我们说，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说，与上面相反，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多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赔偿等风险时，此时侵权法应该发挥的预防作用就没有发挥，或者说现实中的侵权法在预防侵权行为方面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它鼓励人们去做坏事。
　　以上的讨论又引出了侵权法的另外一个功能：惩罚。惩罚功能与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息息相关的。
　　（三）惩罚。
　　传统观点认为，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仅具有补偿性，这种损害赔偿原则是根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而确立的(此观点为大陆法系民法之通说)。“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 然而，随社会之进步，市场经济之繁荣，人们逐步发现仅凭损害赔偿的补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体之间失衡的社会利益，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全，唯有惩罚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过分行为。求最终社会之公正。 多数学者认为惩罚应当是侵权法一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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