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论的政治科学与当代中国政体分析（下）
刘海波
【全文】
谈谈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党拥有和行使这些权力有着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机构而拥有这些权力，她的每个成员只能分享整体权力的一部分；或者是党员们分别拥有某种特殊的权力和优惠，认为这些特殊的权力的总和就是党的领导。当许许多多的党员拥有在各自领域的特权，党作为整体的执政基础实际上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被破坏。这隐藏着走向松散式寡头政治的危险[lviii]。党本身也必须有制度防止所谓“公地的悲剧”问题，而这也正是促进当代中国政体的制度构成更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党是作为一个整体，或她的代表性机构如各级党委会作为一个整体，对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审议和深思熟虑，并拥有相应的手段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除此之外，党员个人，不能因为党员的身份就拥有超过普通公民的特权和好处。[lix]
“不谋全局则不足以谋一城”，没有整体的视角，则细部的意义也不能真正清楚。怀着真诚的价值承诺，根据政治科学的普遍原理以维持和改善当代中国政体使之更为良好，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公共认可、法律规定、功能定位、功能实现等各个层面得以自然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简单谈谈当代中国政体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缺点。当代中国政体在它的基本制度构成中，忽视了制度最基础的意义和功能，即制度作为发现的程序以及相应的对作为程序的程序、规则的规则的建构。对人性的不信任，采取制度制约人的败德行为，在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并不完全缺乏，但是，在游戏中防止人作弊，与游戏的性质是不是赌博游戏，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在工程建设中防止有人索贿行贿，与工程本身是否应该如是建设，也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无人否认澳门和拉斯维加斯是富裕的地方，但是绝不可能有全局性的澳门或拉斯维加斯经济发展模式，这不过是死亡游戏。这个例子说明，区域性地对任何一个分析单元都是真的这一事实，不能得出结论它可能世界性地对全部单元都是真的。这说明，政体与社会的整体秩序这样高度抽象的观念事实，不可被化约，必须被视为是其所是。这种高度的理论抽象，是建立最基本政治制度所需要的，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对此无甚帮助。当代中国政体的制度构成缺乏这种高度抽象的特征。这好象一个为了一台电脑工作良好，我们却仅仅重视软件，而不重视系统工程师。但是，系统不能被化约为软件。行政安排不能独立于政体，是在一个政体当中进行的。在立宪层次和后立宪层次的政治中，我们太重视后者，有人提出政治行政化，政治技术化，这是明显的化约主义观点，当以管理科学的面目出现时，实际上却一点也不科学。
在制度思想的基本对立中――联邦主义对中央集权制，普通法对大陆法，司法审查、权力的分立制衡对议会主权，两院制议会对一院制议会，[lx]我们太容易根据后者的理论指导实践，而不反思这些理论严重的缺点甚至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我们更无从了解前者这些制度构成一个政体的整体，是相互支持的。实际上，对市场经济的真正意义，我们的了解也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已经蕴含在一个良好政体和司法制度――如普通法司法所产生的规则体系当中了，我们首先是因为无知才需要权利分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由圣徒组成的社会同样需要市场经济体制。政体如果具有我上面说的严重缺点，而不仅仅是权力没有制约，运行于其中的经济非常容易变成一种货币化的寻租经济，却可能被广泛误认为市场经济。我们经济中不那么初级的部分，如金融和证券市场，变成了货币化的寻租经济已是事实。中央集权制下政绩的创造，造成报表出官、数字出官，科举式的正义思想和实践弥漫于整个社会，考研、搞学术也是在寻租。[lxi]民族的精英将大量的精力用于不创造价值（最广义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对社会无益的活动中而取得财富和地位。这是不可扩展的、价值减少而非价值增加的体系。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政治哲学的贫困，在虚无主义和简单的道德冲动之间摇摆，总是将现成的崇拜为本来正确的，而不是面向（人仅仅是面向）价值或正确本身。也在于政治科学的贫困，太容易崇拜粗俗的实证主义，迷信于统计和最初级的事实，而对阐明一个社会的抽象秩序，特别是大社会的秩序的十八世纪政治科学视而不见。我们政体的这个方面的缺陷实际还使对权力制约的设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造成规则的合理性与严格实施之间的矛盾。社会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告诉我，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坏事，如果真的把所有官员都变成清官，不见得是好事。我们政体自古以来这方面的缺点，乃是造成我们悲剧的可以发现和矫正的最一般的原因。不是从统计数据当中，而是对中国当今基本制度结构的重构和这些基本制度下的整体社会秩序的模式化预测中，我得出结论，我们仍在危机当中，仍处于危墙之下。虽然不能作出具体的预测，但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不是历史地注定的，化解危机的办法，使危墙不危的措施，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找到。而在理论上可能的，在实践上一定可能。在立宪层次的政治建设中，我们最要重视其中最抽象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