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不先清理不和谐制度，国家对于农业税之取消是顺应时局、合乎民意的，具体后效应如下：
第一，有利于减少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增加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98年以来，我们一直叫嚷着扩大内需，效果并不明显，关键一点是，广大农村没有多少可支配收入，农村经济没有活起来，农业税的取消，也许能给僵硬的农村经济添加一点活力。据说，从最近5年看取消农业税至少可以减少农民负担600亿，这无论对于繁荣农村经济还是扩大内需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第二，有利于社会稳定。近几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理论上说社会应该呈现安居乐业之局面，但是，不少农村却屡屡发生不稳定现象，这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9亿农民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实惠，取消农业税无疑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第三，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中国是唯一一个仍然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如果现在不取消的话），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部分国家不但给与税收优惠，而且给以补贴政策，这里有一个PSE指标 [19]，该指标是指政府从每100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的或者说补贴的数量，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平均是51，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者每生产100元的产品，国家要补给你51元，发展中国家平均是6，而中国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全部都是负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没有给农民补贴，反而从他那里抽取了很多的税费。这个数据从80年代达到高峰，后来开始减少，但是直至现在它仍然是一个负的数字。本次的农业税制取消，无疑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相应的增强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前是农业哺工业，存在工农价格剪刀差，造成了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现在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而且国家已经具备取消农业税的财政基础。
㈡ 农业税取消后的制度安排
应该指出的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然是纳税人，并不是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便不需要纳税（隐性纳税除外），农民不再是纳税人了。农民依然要纳税，只是此种纳税已不同于彼种的农业税纳税，取消农业税的过程更是一个农村税制完善的过程，也是全国税收一体化的形成过程，这是市场经济之必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须。那么，农业税取消后我们该如何安排农村税制呢？
1．将农民收入及各项所得纳入统一的所得税体系
取消农业税后可以考虑把农民收入纳入统一的所得税体系，美国的做法可以参考。但是把农民收入及各项所得纳入所得税，并不是不加任何区分，仍然要贯彻国家的支农政策，除法定的扣除额外，对于农民的补贴收入、孩子教育费用、医疗保险及各种社会保险等要免交所得税或者准许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据调查，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是从三种人手里收来的：一是机关和事业单位拿工资的人；第二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管理者；第三是外资企业的雇员。可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所得负担，以致于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遵从率较低，逃、避税较为严重，而且可以看出现存的个税体系不包括农民。上述存在问题之起因便是所得税制不合理不完善，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个人所得税体系，而且农民收入也应该纳入其中，但是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城里人拿来的收入基本是消费所用，但是，农民的收入有一部分还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为了再生产，所以要给予农民生产成本以恰当的扣除，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已有例证。这样一来所得税方面农民和市民（指城里人）受到同等对待（实质上的平等对待），从而最终才能完成城乡一体化的税制构建。
2．将农产品流转额纳入统一的增值税制体系，限于篇幅和增值税改革的复杂性，在此不作赘述；
3．政府角色要重新定位。以前是政府主导农业，现在是那么自主生产创业。农业税取消后，政府对农业的干涉空间愈加萎缩，大部分的农业决策要靠市场主导，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亦会随之增强，这样一来政府角色要重新定位，否则和谐社会乃至和谐农村建设永远只是纸上谈兵；
4．农村税制的模式选择。国外的农村税制一般采取“土地税+所得税+流转税”之模式， 该模式并不完全适合现实的中国，鉴于中国农民所得较为分散、界定难度很大，农民所得税实现难度较大，对于流转额同样很难界定，所以从现实可行性的角度，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未来可以首先考虑开征土地使用税，而且该税种的设置应该考虑诸如：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及家庭负担、工农城乡悬殊等因素。然后，随着各项配套制度环境健全以后，再考虑开征所得税、流转税等，从而构建起有自己特色的农村税制和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
5．关注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要防止农民内部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过去的农业税虽然名义税负很高，但是减免程度也大，全国农业税负呈不均衡分布，沿海及发达地区农业税所占比例较低，但是绝对量较大，而边缘地区则相反，所以一定要不失时机的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取消农业税的后期负效应出现，逐步建立起促使农村均衡发展的农村新的和谐税收制度。
四、结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