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完善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当前国内惩治商业贿赂的法规散见于《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条、第
22条，《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
9条，《
刑法》第
163条。这些法律在现实反商业贿赂方面运行并不理想。
1、我国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狭窄，导致无法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全面有效的管制。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除了国有企业和控股公司以外，各种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虽然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但同样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支配权，并可能利用这些权力寻租。比如大量医疗回扣案中牵扯的医生收贿，以及教材回扣案中牵涉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但他们却难以受到现行法律的制裁。建议扩大受贿罪的主体；同时由于商业贿赂是一种关联行为，行贿和受贿互为条件，可以将两者视为一种行为，即商业贿赂行为，一并查处。
2、对回扣、附赠等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折扣比例做出具体规定，明确折扣不能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对赠品数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3、在管辖权上，检察、公安、工商、税务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权。如果是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由检察机关查处，涉及公司企业人员则由公安机关负责，如果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则由工商部门处罚，多头管理往往导致管理疏漏。建议统一反商业贿赂执法机构，授予其广泛的权力，课以其重大的责任，以解决当前执法过于宽松，取证困难，对于贿赂罪的调查力度明显偏弱等缺陷。
4、经济处罚力度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则对我国与美国的“商业贿赂”做了一个比较：在美国，如果通过贿赂所得的利润为10分，那么在处罚商业贿赂时，经济处罚可能高达100分；在中国，如果商业贿赂所得的利润为10分,接受的经济处罚可能只有1分。目前中国的经济处罚与美国相差100倍。如果采用美国的超过利润10倍或者更高的经济处罚措施，将对中国的行贿者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