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私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不是越多越好。例如，美国私营企业有1500多万家，2005年全国申请发明专利才204023件，全部算到美国私营企业头上，大约七家私营企业每年总共申请一件发明专利。2005年USPTO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即使全部算到美国私营企业头上，也就200家私营企业每年总共授权一件发明专利。而且，美国专利申请非常集中。在美国申请专利的前十大企业就占了USPTO每年授权总量的10％以上。因此，专利对大部分美国私营企业也是一件阳春白雪的希罕事，远不是一件全民参与的创意私有化运动。在提高我国私营企业的专利实力方面，我们要避免一窝蜂地搞大干快上，不要用行政力量扭曲市场规律。
总结
除了以上三个问题，我国专利工作还要解决其他很多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先要好好研究国内外现状和需求，然后才能进行政策变革。例如，美国律师协会的知识产权律师才1.5万多人，专利律师更少。美国专利律师一般同时具有法律博士学位，以及其他理工科学位。由于美国法学院JD学生入学仅仅测试英文LSAT，因此工程技术人员进入法学院的难度很小，这使美国专利律师队伍中涌现出大量理工科博士。在企业工作的美国专利人员一般有长期的企业科研经历。很多大企业的专利人员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博士。他们是企业实战工作遴选、锻炼出来的，一般仅从事项目技术预研、评估，创新点挖掘，技术交底书撰写等工作，其他业务则委托律师所，因此不需另外读取法律、知识产权学位。总体上看，美国绝大部分专利工作人员不是法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等学位教育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磨砺、打拼出来的。很显然，我国的知识产权教育已经走上和美国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国超出美国数倍、数十倍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能否带领我国走上一条知识经济的坦途，这还有待观察。
此外，和美国复杂、精致、有序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相比，我国的规则还过于简单、粗糙，发展进化的惰性也很强。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还需要在其他很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例如，设立专利不可执行制度；解决药品专利链接问题；解决知识产权裁决执行难问题等。这些制度创新需要我们开展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例如，美国有两种专利不可执行制度。第一种起源于普通法，在克林顿时代进入成文法；第二种属于专利申请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制度，也起源于普通法，目前其主要规则存在于普通法与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中。例如，美国《专利审查指南》第600章第609节，以及第2000、2001、2002、2003、2004章专门规定了相当复杂、完备的信息披露义务制度，总字数超过中国《
专利法》。在近两届美国国会的几部
专利法案中，某些议员开始了完善这一制度的立法努力。但是，他们的主张都非常简单、粗糙。没有什么议员能够在法案和论证资料中真正掌握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主要普通法的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