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从义务人是不特定人还是特定人的角度，民法学将权利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的义务人是不特定人，相对权的义务人是特定人。然而，权利始于义务人应知，理由很简单：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必须让义务人知悉自己的义务。请求不特定人履行义务，必须让不特定人知悉自己的义务。但绝对权有两种类型：1、可流转，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财产权；2、不可流转，包括人格权、绝对身份权（如荣誉权、署名权）。因合同取得物权或丧失占有之人，可根据合同向相对人主张物权，如：他物权人可根据他物权设定合同向所有权人主张他物权；物权人可根据占有移转合同向标的物占有人主张物权；买受人可根据占有改定合同向出卖人主张所有权。但合同对第三人不生效。第三人可以也应该知道自己不是标的物权利人，但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只能推定符合标的物权利公示方式之人为标的物权利人。为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保护交易安全，法律应许可第三人通过正当交易取得标的物物权，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因此，如无法定公示方式，因合同取得物权或丧失占有之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物权。换言之，物权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时，必须公示物权，
即让不特定人知悉自己（物权人）的物权。动产权利人可通过占有标的物公示物权；但不动产权利人，以及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权利人，只能通过登记公示物权。知识产权也规定了公示方式。可见，绝对权的对世效力以权利公示为前提。不可流转的绝对权，无须规定专门的公示方式，其对世效力不附条件。可流转的绝对权，必须规定专门的公示方式，其对世效力以公示为条件。需要指出，可流转的绝对权未经公示，虽不发生对世效力，并不因此而成为相对权。后者不能发生对世效力；前者一经公示，即发生对世效力。
因此，就其起源而言，登记不是物权的发生方式，而是物权的公示方式；或者说，不是物权任何效力的发生方式，而是物权对抗效力的发生方式。根据登记对抗主义，不动产抵押协议订立后，在登记前，主债权人已享有抵押权，担保人不履行债务时，主债权人作为抵押权人，可变价抵押物，优先于无抵押权，或抵押权顺位在后的债权人受偿，只是不能对抗通过正当交易取得物权之人。所谓未经抵押物登记之抵押协议“不得对抗第三人”，此处的“第三人”不是指债权人，而是指物权人。以为绝对权均可无条件发生对世效力，是对绝对权的误解。主张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抵押权不是抵押权，不是物权，不是绝对权的观点不能成立。批评登记对抗主义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不足。
根据登记对抗主义，不动产抵押协议发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属物权行为。抵押登记是在该物权的基础上发生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不是履行抵押协议。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也是物权效力。在法理上，此类抵押登记行为也是物权行为。因此，根据登记对抗主义，不动产抵押的全过程包含了两个物权行为：1、发生无对抗效力的物权，2、发生有对抗效力的物权。两者不能互相吸收。不动产抵押登记是物权合同行为，但是订约行为，不是履约行为。
根据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抵押协议不发生物权效力，不动产抵押登记发生可对抗第三人的抵押权。如规定不动产抵押协议发生债权效力，不动产抵押登记既是发生物权的订约行为，又是抵押合同的履约行为。在法理上，此时物权行为不吸收债权行为。如规定不动产抵押协议不发生债权效力，不动产抵押登记仅是订约行为，不是履约行为。在法理上，此时物权行为吸收债权行为。
《担保法》第64条第2款：“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据此，质押协议无法律效力，不是债权合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6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移交质物的，因此给质权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质押协议是债权合同。但《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者仍认为：“质押合同为实践合同。”这还是对合同生效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