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博奕，中国法治的迷惘与无奈
姚宏科
【关键词】礼治 法治 斗争 整合
【全文】
中国法治几千年来始终贯穿一个清晰的“博弈”线索，即“礼”与“法”的斗争与冲突。是以礼而治还是以法而治，这一主题始终飘忽不定，礼与法几千年来争吵不休，造成了中国法治思想的迷惘和游移不定，也对当前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礼、法争论的过程简析
在早先蒙昧时期，由于思想的贫瘠，认识尚在混沌之中，先民敬天地、鬼神和祖先，在祭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和习惯，构成了原始的“礼”。这些属于礼之范畴的规程逐渐被原始贵族掌握，就慢慢衍变为强制性的制度，构成了的法的早期形态—习惯法的雏形。故从发展阶段上讲，礼早于法，法缘于礼。 后来随着习惯规则的成熟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礼和法逐渐分野，开始了几千年的冲突，有五个主要的阶段。
1、春秋战国时期。商周奴隶制国家认为司法活动是“受命于天”、“代天行罚”，神权法思想突出，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宗法等级制度，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思想，亲亲、尊尊等礼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特权地位的主要工具。春秋时孔子登上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全面推行礼治。其追随着孟轲继承孔子的衣钵，主张实行仁政，“以德服人”，积极推行“人治”论。二人的思想结合成孔孟之道，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法治史上种下了一粒顽固的礼治种子。
与礼治相对应，西周末年诸候割据、战乱纷起，齐国管仲认识到要恢复生产、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必须建立法制秩序，故建议齐桓公“修旧法”，“令顺民心”， 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管仲由此成为法家的先驱，齐国也因此走向强大。各诸候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先后掀起了变礼治为法治的变法运动，尤以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影响大，三人变法共同的特点是强调法治，主张“缘法而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郑国子产 “铸刑书”，邓析 “造竹刑”，二人共同开创了成文法的先例，李悝则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这一阶段，是我国礼、法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2、秦汉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面对重新洗牌后的战国残局，秦始皇坚定地执行了法治思想，修订了《秦律》，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是典型的法治时期，但由于政治专制、残暴，法律过于严酷，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 ，仅统治15年就被西汉取代。刘邦约法三章，建立汉朝后施行法治，制定《九章律》，立法较秦大为开明。两汉儒学鼎盛，以经释律，法治衰微，至东汉思想家桓谭才再次提出法治思想，主张重新修订法律，统一法度，法治思想又重新苏醒。 至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形势类似战国。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均重视法治，如曹操就提出了“法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思想 。诸葛亮更是依法治国，执法严厉。这种法治思想一直延续到两晋初年，刘颂、张斐、葛洪等人均提出“用刑以止刑”的思想。张斐还为西晋注释了《泰始律》。这时期由于处于战乱之世或之后，各国普遍重视法度，法治思想有了一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