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防止篡权行为，在位者不得不将巩固权力作为其第一要务。他要杯酒释兵权，他要驾驭群臣，他要警惕尾大不掉，他要兵无常将，将无常兵……为了强化更大范围内人们对他的拥戴和服从，他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完美无缺的道德形象，他是一贯正确的，他的理论是完整而系统的，他不允许任何质疑，为此需要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控制，将一切不满和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所有这些，正不知要耗费多少资源！更不必说这样的统治下普遍的谎言充斥、伪善盛行会给一个民族的心灵会造成多么深重和长久的伤害。
与之相反，在民主体制下，由于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投票箱赋予他们一种非民主程序产生的领导人不可比拟的合法性或“法统”，他们无需用很大的心力巩固自己的权力，防范僭越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不敢以篡权或政变，因为那明显地是与千千万万选民为敌的行为。胸怀鸿鹄之志的人只能同样诉诸民主的手段，在换届选举时说服选民选举他们。在那里，权力的转移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有序地完成的。
此外，投票箱对于那些下野的前领导人也是一种保护。任期届满，或者连任未遂，便还原为一个平民，不再掌握权柄，也就“无官一身轻”，回到老朋友中间，回到从前熟悉的社会，过平凡而逍遥的生活。因为权力的交接是彻底的，下野的人便不会构成对在位者的任何威胁，也就不会招惹猜忌和防范。然而，在非民主体制下，官位的后门却经常通往监狱；权力的丧失必然伴随着人身自由的丧失，严重者甚至人头落地，株连九族。为了防止这样的后果发生，人们一定要牢牢地握住权柄，生命不息，掌权不止，真正是死而后已。与此同时，由于掌权者谋求终身任职，茫茫无期的等待又必然导致觊觎者愈发欲火中烧，甚至铤而走险。官场中将更加充满变数，血光之灾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观察古往今来的政治史，这样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
最后，一个看起来不大但实际上不小的问题是，久掌大权者的心理处境。我们知道，出任最高公职不得不付出一些牺牲常人生活的代价。即便是在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也需要努力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一走上政坛就——
……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唯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虽然大权在握能够满足人对荣耀的追求，不过，就人性而言，这种为防猜忌而谨小慎微的生活方式是相当病态的。在今天这样的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国家的领导人更是要远离尘世。平常生活在高墙深宅之中，一旦出行，也是安保林立，随从前呼后拥，万人之上却也实在是在万人之外，内心的寂寞，带着面具说话的苦楚，长久地深居简出带来的与世隔绝，连同家人也一起受牵连，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生活方式。为了公共服务，几年时间，勉力为之尚可以忍受，但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则太不人道，其结果势必带来对于当事者本人和公共利益的双重伤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