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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箱之妙不仅在于说服人们守法，而且还通过这一巧妙的程序，将决策风险转嫁给了选民本身。通过民主程序的决策，无论是制定法律，确定预算，还是选任官员，都是以公民参与的形式，让每一个参与者感到，决策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便无法将责任推卸到其他人或机构身上。这里的情况有点像是婚姻，假如是由包办而缔结，日后婚姻一旦出现危机或破裂，则当事人完全有理由抱怨包办者乱点鸳鸯，包办者当然是难辞其咎。但是，男女两心相悦，甚至私定终身，此后的所有不幸都怨不得他人――自己扛着吧。非民主方式选任领导人仿佛是包办婚姻，选得好固然皆大欢喜，然而一旦选择错误，民众的抱怨甚至反抗便具有了正当性。越俎代庖的人在行使了权力的同时更揽上了责任，而且动辄得咎，常常是费力不讨好。
耐人寻味的是，由包办产生的官员往往更难以称职，甚至更容易腐败。这倒不完全是由于非民选官员素质低下，而是由于他们无需向民众负责，因而也就使得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失去了依托。这就是为什么许运鸿、成克杰这样的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也一样地腐败。腐败之外，非民主官员不称职还表现在对民众的要求反应漠然，以及常规性的滥用权力。当官僚系统成为治民而非民治的工具，官员最关注者必然是他的上级官员的好恶，而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因和热情去了解和满足民众的需要。达尔尚松――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问得好：“有关百姓利益和繁荣的措施，谁能比百姓自己推选出来的人搞得更好？”因此，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行为并非产生于教育和鼓励，而是来自于如果服务不好就要丢掉乌纱的现实威胁。
当然，通过投票箱选任官员的弊病是选任过程所费不菲；为了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以便减少投票时的盲目，人们需要安排竞选活动，包括巡回演讲、集会、辩论等等，大量的人力财力消耗其中，按照中国的一家报纸批评美国大选的说法，是“金钱铺就白宫路”。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相关经费都有帐可稽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个别和局部的腐败也经常发生，并且对民主制度的声誉产生损害。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放弃民主是明智的。非民主程序选任领导人可谓“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个过程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实际上，选任过程也未见得比民主选举花费低廉。谋求权柄者之间的种种交易、争斗甚至相互残杀――例如古代为夺皇位而兄弟相杀，今天已经屡屡见诸报端的为抢班夺权而雇凶杀人――自不待言，坐上宝座的人也从此不得安生，因为非程序获得的权位也可能被他人用非程序的方法篡夺。这就是在非民主国家里有频繁的宫廷政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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