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中断了的思想——追思杨振山教授
米健
【全文】
杨振山教授离去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的身影与音容仍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离去之时，仅仅六十七岁，正当一个有经验、有成就的学者“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最佳时期，可惜他却出人意料地撒手学界，匆匆而去。那样强壮的体魄，那样充沛的精力，那样活跃的思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归化消逝于冥冥茫茫之中，让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始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悲哀，以至于我不想对他的离去表达任何情感。对我而言，杨振山教授是前辈学者，是我来到政法大学以后认识较早，交往不多，相处较近的老师。人们都说，越是离你近的人逝去，你越会感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自1996年我移居政法大学与司法部的合建楼与杨振山教授比邻而居至他去世，我们大概做了七八年的邻居，所以即使没有你来我往，也感觉彼此很近。这次杨振山老师的去世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心中的哀痛，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有对社会与人生的怅惘和困惑。我不知道，别的同事和朋友是否也有我这样的复杂心情。
我与杨老师相识很早，又比邻相处多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过因为非学术的缘由坐到一起过，每次到一起，总是围绕着一个学术话题敞开地交流思想与看法。我们在一起讨论过民法的问题，罗马法的问题，当然也讨论过德国法的问题。我认为有些问题的讨论是很深入细致的，使我从中不无收益。杨老师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很好，因而他常常会从更广阔、更深入的层面展开问题的思考，常常会提出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和观点，给人带来新鲜感。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看法，你都能从与他的对话中获得启发。简单地说，如果你和他坐在一起，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思想者。1998年我从德国回来，我们曾经对用益物权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交流，而且认真地谈过合作研究的计划。记得2000年他因指导其留学德国的博士生去德国，行前专门找我几次就德国法的一些问题做过细致的交流，记忆中最清楚的莫过于对法律行为和物权交易理论的探讨。对于物权交易抽象原则这个极为典型的德国法学理论，他是非常赞赏的，其实这也完全符合他本人爱好理论思考和抽象思维的学术性格。但是，他又不像有些人在没能完全理解物权行为理论前因后果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但却自以为是不容质疑地加以坚持和鼓吹。他赞赏这个理论，所以更急切地要去了解和看到这个理论的本来面目，更喜欢去追究这个理论的社会和制度基础。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问题的表象甚或问题本身，而是问题的背后和问题的原因。他这种不是囿于问题本身，而是关注问题生成和背景，知其然更欲知其所以然的治学方法与态度，给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和教益。后来，他在德国逗留期间曾与德国波恩大学的雅科布斯教授专门就一些德国民法理论进行过几次深入的学术对话，以至于促成了雅科布斯教授写了一篇长文，用以对中国法学者们作一个较为全面和诚恳的交待（此文作为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的后记发表）。一个中国法学家和一个德国法学家能够就一个非常具体的法律原则坐下来认真对话，并试图探索出一个共同认可的立场，这是一件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高雅美好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中德法学者之间交流的一个佳话，是可以在史册中留下一笔的。仅此一例，已可以说明杨振山老师对于学术问题的严肃负责。以我与他的交往经验而言，他对学术理论的热情和执着，有时候近似乎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不过却从来不咄咄逼人，固持己见。或许，这才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性情。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执着思考，诚于思考。他并不急急忙忙提出自己的理论，常常是反复思索，探讨再三；或许，这也是他不像有些法学家那样“硕果”累累，“建树”颇多。但凡他拿出来的学术成果，都可以见到其严肃思考的印记，因而常常是很有回味余韵的。不仅如此，从他所培养的学生来看，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当中不少人年轻学者已经能够成为他的安慰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