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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价值，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许多具体制度与规则。行政处罚中的比例原则告诉我们， “不能用大炮打小鸟”，也就是不能用“拘留”打“散发小广告”；惩戒措施方面的“过罚相当”规则告诉我们，目的和手段应当相匹配，不能用目的的正当代替正当手段；尤其是基于人之价值的绝对性，国法上明令，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法律设定。由此看来，万不可为了那散发小广告的行为而动一时之怒，以致乱了中国法治的“方寸”。
其实，这一事件更进一步值得追问的是政治理性，秩序与正义只不过是这种追问之开启，在追问这门刚刚开启我们不应当将其关闭，而应当继续追问下去。因为那是一扇迎接黎明曙光之门。
近代中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国情恰逢西方殖民扩张，导致强大的国家权力成为一以贯之的追求，以实现其保国、保民、保种功能。追求政治权力的激情之下，自然也就少有对政治权力的理性深思。因此，政府统治的正当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只能存活于这种激情的阴影之下。
然而，任何政治权威都存在着正当性来源问题。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民众的认同。当年，中国共产党一个“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赢得民众信任，迫使那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不得不“龟缩”于小岛。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而“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但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建立在损害民众利益基础之上，也损害了民众的信任基础；直到最后“十年文革”一场浩劫，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由此发生信任危机。胡温体制提出要“以民为本”，要重建民众信任基础。可见作为政治家的明晓事理，追寻政治文明。
征诸人类政治文明史，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人治政治与法治政治，一直为政治哲学争论不已。专制政治和人治政治去日不多，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却也并没有成为普世模式，更多的可能是处于二极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毫无疑问，人类政治向着更为文明、更为理性的方向迈进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的活动应当是富于理性、文明的。政府活动理性化意味着，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野蛮、暴力、恶行与欺骗，太缺少宽容、善良、真诚与合作。对此，我从来以为，有什么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经常见诸于报端的野蛮拆迁、抄家式检查，甚至于类似湖南嘉禾案表现的那样，简直可以称之为“土匪政府”。因此，在政府活动中，应当多一点善良之举，少一点暴戾之气。“小广告”之所以屡禁不止，恐怕有着更复杂的、深层的原因。在我们对其没有全面的了解之前，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而在我们对其没有正确的认识之前，也就不会有合理的举措。其实，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应当讲一个对等性，即采取的措施与所针对的行为之间应当相匹配。这才是公正、善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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