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责任主体的再纠查
李绍章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 就业难 责任主体 政府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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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的《南方周末》以“毕业陷学债泥潭，就业如镜花水月”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西部贫困大学生的就业现实。“同样的大学学费，在西部，这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收入”；“同样的就业压力，在西部，这或许意味着多年待业靠搬砖头谋生”；“知识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相反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困境”；“这一切，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警惕和关注”。[1]
这又是一篇透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深度报道。最近几天，我连续撰写了三篇关注毕业生就业难的文章。在研究生就业问题上，我慷慨激昂地甩出了《谁来拯救求职无助的研究生？》；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我又古怪离奇地炮制了《夜访跳楼女鬼》；写完这两篇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又长篇大论地写出了《是谁酿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今天，看完《南方周末》的这则报道，我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下来，反而更加痛苦伤心，“欲语泪先流”。于是，我打算再次重拳出击，抛出我的第四篇评论文章——《“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责任主体的再纠查》，一改前三篇文章的唯唯喏喏，甩掉观点表达中的羞羞答答，干脆把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第一责任主体挑明算了！
一
老实人说句老实话：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上，从毕业生自身的角度观察，我不太主张过度埋怨政府。因为毕竟在毕业生这一方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优胜者总会占有优势，主要努力打造自身的实力，端正自己的态度，多从自身角度想想办法，总是有一些合适的岗位等待着那些早有准备的人。
可是，作为一名旁观者的我，要站在中立立场一定要说出个三和四来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多强调一下政府的责任，而不赞同一味地去责怪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作为政府一方，也更应该多从自身检讨一下应承担的责任，而不能去到处发放红头文件，像哄小孩子一样，去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毕业生“定位不要太高”、“从大局出发”、“不要盯住薪水不放”，因为这些所谓的“要求”其实没有让人感觉到哪怕是一星点的“人滋味”。用一个时髦的词语来修饰一下的话，那就是：缺乏应有的“人性”，或者说没有体现出政府工作的“人性化”。试想，既然作为国民中的一分子，在支付了大量甚至可以说超额支付了高等教育的学费之后，辛辛苦苦地接受了专业教育，成为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到头来竟然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岗位，学汉语言文学的毕业生去了“混沌店”包混沌、端盘子，学法学的毕业生去了“理发店”干了洗头工，尤其是当这种现象已经不再是个别案例时，[2]政府还再强调定位“不要太高”，我就不禁要问；到底怎么才算不要太高？难道只有每一个毕业生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能算是“从大局出发”吗？还有，薪水是维持毕业生生存的起码物质基础，如果连这项基本的谈判条件都被视为“眼高手低”或者“不知天高地厚”时，那么，套用一下“无财产无人格”的说法，我又不禁要质问政府：毕业生的起码人格又怎么得到保证？高坐正堂的政府官员为何就不去多为毕业生尤其是那些“就业困难户”想一想呢？我们不求政府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推心置腹地关怀，我们或许只求设身处地或者像对待“人”那样给予一点点起码的人性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