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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管理行为的变化
2004年３月２２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自那时以来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依法行政方面，由行政首长负“第一责任”；在行政决策和法规制订方面日益变得“透明”；在审批制度改革中，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大量取消审批项目；在权力制约方面，通过行政首长问责制制约行政权。20 而以前在西方社会才能听到的“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说法，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日常生活话语中。以前常听到的“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说法已经不足以概括变化中的、新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这些变化表明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往日全能政府的态势在悄然变化。
我们虽然在前面探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萌发，但是，这种萌发不会一帆风顺地自然生成。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避免若干可能的社会危机的发生。21 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促进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在这方面，法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法治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法治提供了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并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可以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健康、顺利的发展，而这是另一个正在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
【注释】 笔者感谢杜维明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张伟仁教授、高鸿钧教授和Professors William Alford, Roger Ames, Jerome Cohen, Paul Gewirtz, Mary Ann Glendon, Philip Kuhn, Philip Selznick, Kenneth Winston, Doctors Neil Diamant, Michele Hassinger, Jonathan Hecht，感谢他们对笔者从事本文写作和相关研究的宝贵指导、评论和帮助。同时感谢刘泉同学在技术方面的协助。当然所有文中错误、疏漏应由笔者负责。
1 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 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页1。
2笔者在此的叙述仅仅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资料和研究目的所做。更为系统、全面的梳理，读者可见陈弘毅：《市民社会的理念与中国的未来》，载氏著《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29-286。
3参见：] 黑格尔 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197，203。
4梁治平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内在联系在一切的连续体的两端。见氏著：《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5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67。
6例如：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7公民社会中的“公民”不是一个纯粹法律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在外延上稍大于具有一定国籍的自然人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
8Citizenship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也可以翻译为“公民身份”。
9 Civility同样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也可以翻译为“文明性”、“市民认同”。
10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公民社会”是中国的civil society。见：Thomas A. Metzger, p.12; Richard Madsen, Confucian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Simone Chambers and Will Kymlicka,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p. 200.
11人们讽刺那种有权无责无能的官员叫“三拍干部”：拍脑门决策，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这种“三拍干部”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不能不说有某种体制上的原因。
12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见：Peopledaily.com.cn, economy/ macroeconomic. February 25,2004.
1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158。其实，中国农民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
14 见：采访手记，“志愿者的理念”，《人民法院报》，2004年12月14日，B4。
15俞可平教授与笔者有相似的看法。参见，氏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第198-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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