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安全”和“社会安全”之间
李奋飞
【全文】
前不久，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就治安进行部署时的讲话——“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引发了人们对警察开枪问题的广泛争论。许多人包括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都认为，在警察人身受到生命威胁或者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警察可以果断开枪；也有人认为，“开不开枪应由法律说了算”；有的法律专家则认为，“该开枪时就开枪，可开可不开时就不能开”。笔者无意介入这一争论，也无法立即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笔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争论？面对这一争论，法律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
坦白地说，对于“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这一提法，笔者的第一反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广州的社会治安确实令人堪忧，采取一些包括开枪在内的果断措施制止犯罪行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笔者去年曾去广州上课，课间休息时，不少学员都善意地提醒我：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逛街，更不要轻易在大街上打手机，以免遭“两抢”。弄得笔者在广州的两天连过马路都小心翼翼，更别说有什么心情“闲逛”了。因此，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笔者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有近万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八成以上的人会赞成“警方要敢于开枪”了。毕竟，警察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必要措施，对于实现对犯罪——尤其是一些特定的犯罪诸如抢劫、绑架等——的有效控制，从地方确保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社会安全，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确保公民享有基本的社会安全，这既是国家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任何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合理期待。
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笔者又对——“警方要敢于开枪”——这一提法深为担忧。毕竟，法律人的使命之一，就应该是关注如何防范国家权力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用，使一国的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享有基本的法律安全。所以，尽管笔者也同意，警察可以在包括自卫、解救人质、维护公共安全等法定情形下有条件地使用枪支，但，作为警察所有权限中的一种最极端、最严厉的强制性权力，使用枪支的权力又必须予以严格控制。否则，其一旦被滥用，不仅会对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乃至生命权造成侵犯，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其他无法预料的严重社会后果（包括国际形象的贬损）。实际上，如果说犯罪行为所破坏的只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安全的话，那么，国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警察开枪权力的滥用，则将破坏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安全。而且，相对于社会安全的破坏而言，法律安全的破坏更值得我们法律人的关注。因此，一个国家可以确立什么样的开枪原则，这既是一个极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也绝不是一个市的领导人讲话就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