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外来法律术语
方流芳
【全文】
各位早晨好。我作为翻译作品的读者和欣赏者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是在座很多的翻译著作译者的读者。我在此向这些译者表示感谢。同时，这些翻译作品也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翻译对中国的法律语言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有句话叫“饮水思源”。这句话是提醒后人铭记前人的恩惠。如果引申发挥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饮水思源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学者若要有学术上的超越，就应通晓学问演变的过程，不仅知其如此，而且知其何以如此。中国法律家“饮水思源”，就应当想到翻译家的贡献，正是翻译家造就了中国现代法学的知识基础。中国现代法学是一个充满外来语的世界，中国法律家使用的语言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法学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外来语世界，外来语构成了中国法学的主要常用术语。19世纪末期，大清是按照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法律起草本国法律；在国民政府期间，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中文译本主导了法律的创制；在1949-80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实际上都是苏联法学的中文版本。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大量英文法律、法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中国法律又出现了许多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某些外来语在中国法律里，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例如，“所有制”是一个来自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如今这个词在中国法律里无所不在，法律将中国的企业分成9种所有制，每种所有制都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规制，所有制还渗透到
刑法、民法、破产法、诉讼法等等。“所有制”区分在中国造成了无数谁也说不清楚的法律问题，例如：雇佣几个工人算是私营企业？“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贪污、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什么必须是在“公有制”机构服务的人员？主管机关用了10多年时间、制定了不计其数的规章去防止“所有制假冒现象”，如：防止私人企业登记为公有制企业，或者相反，可是，法律要搞清企业所有制身份的努力看来是彻底失败了，因为市场参与者早就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而形成了无法纳入“所有制”分类的组合。最近的研究表明，“所有制”是一个错误的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从来没有区分“所有权”和“所有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误译治国”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
另一个通用的外来语是“权利”。根据王建博士的考证，“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在1864年创造的一个术语——他在翻译HENRY WHEATON的著作“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时候，首次把英文“right”、“privilege”、“power”、“authority”这些词翻译为“权”、“权利”。更重要的是，丁韪良采用了中国法学界如今经常使用的一种构词方法，这就是以“权”为后缀，造就众多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诸如：“自主之权”（sovereignty）、“私权”(private right)、“专权”（exclusive power）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法学，以“权”字作为后缀的合成词不断增加，例如“物权”、“债权”、“人身权”、“名誉权”、“姓名权”……..。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原告主张自己应当得到赔偿的时候，他是否要向法院说明自己的哪一项权利受到了侵犯？法院是否只保护受到写进法律的权利？法律关于权利的分类是否可以穷尽所有的权利？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件告诉我们：权利必须有法定名称、权利必须纳入法定分类的思维可能造成限制受害者获得救济的障碍。例如，火车在到站的时候关闭厕所，给一位妇女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于是她控告铁路当局。可是，她无法说明自己的什么权利受到了侵害，法院判决她败诉。另一个妇女的嘴唇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伤，她主张自己和丈夫的“亲吻权”受到了损害，要求被告赔偿，法院说法律并没有规定“亲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