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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却认为，“上帝死了”宣布之日，才是欧洲启蒙的真正到来之时。尼采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据说只有1.58公尺高的他常常自诩为美男子）。温良恭俭让不过是基督教以柔克刚的韬晦之计而已。与叔本华消极的虚无主义不同，尼采“积极”的虚无主义是要让腐朽的德意志文化涅槃中生出凤凰来。尼采重新确认了康德对人性内在价值的定位：“我要”（Ich will），将叔本华“痛并快乐着”的意志超拔为Uebermenschtum （超人）。尼采的思想在欧洲从上上个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初，无疑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二战之后他被批判纳粹意识形态的锋芒所指向的原因。卢卡奇就将尼采指为“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先驱”。 其实，尼采本人并无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他仅仅是一个极端的文化批评者。纳粹只不过在他掀起的社会批判狂澜中因势利导地搭了“便车”而已。尼采的酒神美学在任何一个时代或都可以被牵强附会地利用。对纳粹意识形态负有一定责任的倒是尼采曾经的同路人理查德•瓦格纳。熟悉瓦格纳的人都知道，神经质的旋律（如果还能称其为旋律的话），音乐动态范围太大，每每超过“痛域”且没有过渡，往往让拥有各类限幅器的当代音响导演也束手无策。瓦格纳音乐的要害在于“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表现力，视音乐为仆人，视其为态度和立场的奴隶，”“是音乐的绝路”。 瓦格纳的作品不仅神经质，而且还极其无聊和乏味。然而“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表现力”的瓦格纳却为希特勒大加赞赏。希特勒在林茨不仅学习了有关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课程，而且第一次聆听了瓦格纳的《洛恩格林》。笔者的确难以想象站在舞台上长达二、三个小时一动不动的歌剧演员（并无任何表演）目光呆滞、表情木讷、神态凝重的声嘶力竭的吼叫会给希特勒怎样的美学快感。或许他（她）象征着一个政客，一个党棍，一个得志的小人，在1933年和1945年之间反复对着麦克风的“狂吠”？事实上，使希特勒情有独钟的到是瓦格纳的思想倾向。瓦格纳的圈内人、女婿H•S•张伯伦的作品《种族与人格》为瓦格纳的音乐作了最好的注解：种族是民族的象征。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日尔曼人，其次是德意志人。犹太人虽然劣等，却十分狡诈，是德意志人的天敌。为了摆脱被同化的命运，必须对犹太人采取“必要的措施”：Erloesung durch Vernichtung。
德日军国主义虽然诉求各异，却有一条相似的发展轨迹。
日本是在变革时代产生了明治天皇，也培植了军国主义。明治时代开始蔑视中国文化。日本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从那是起，“是以轻侮中国为它的大原则的”，“从日本人口中说出的支那人径直可以说不是人。” 因为日本一直蓄意要亡中国，灭中华民族，所以要将中国人说得来非常之“劣等”。大学者郭沫若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洞见，对日本社会有着亲身的体验，70年后再读这番话语，依然觉得还是他对（当时的）中日关系结症的“把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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