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看右看：情感理性之后
李道刚
【关键词】情感理性；德国；日本
【全文】
左看右看：情感理性之后
李道刚
六十年前之今日，纽伦堡审判还在进行，东京程序尚未启动；六十年后之今日，德国业已自新，日本仍未忏悔。
欧洲启蒙运动从发轫到终结，象一曲交响乐：呈示——展开——再现，从英吉利，而法兰西，而德意志；由理性，到非理性，再到情感理性，完成了一轮辩证发展的正反合。德国的理性主义将情感作为理性活动的平台，用日尔曼的特殊主义消解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开启了情感理性之后的一个时代。
情感掺入理性，后者的ahistoric的品质就不复存在。后理性时代的德意志，要害在于用民族精神去修正自然法。从萨维尼到黑格尔无不如此。后者在海德堡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尝言：“经过我们的理性证明了的事物才有效准。——确切点说，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立志上的国家”。 黑格尔憧憬的是“古典时代”，就德国的文化史而言那是一个崇尚武德的时代。日尔曼武士是公元8世纪之前的部落中的栋梁：勇猛、忠诚、自尊。（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到了中世纪晚期，武士扮演着既要受到世俗的敬重、忠君，又要取悦于上帝的角色：坚韧、谦和、公正、慈悲。随着皇权的滂落和市民社会的兴起，这个不可一世的阶层也就随之瓦解了。具有犹太学统的奥地利作家阿•施尼茨勒的中篇小说《晨曦中的牌局》揭示了现代武士的命运。主人公，一个将门虎子，为“朋友”还钱自己却背上累累赌债，若不立即清偿，等待着他的将是铁窗生涯。万般无奈，只好求助于母亲生前托付的一个富有的舅舅。没想到“新舅妈”却是他十年前结识的一个青楼女子。作品描写了军人（武士）在和平时代的百无聊赖和战前维也纳的市井。其中，主人公和舅舅的命运喻示军人和贵族阶层的没落；而舅妈和债主——一个冷酷的、商会会长出身的奥地利驻南美的领事，则象征市民阶层的崛起。
康德对启蒙的注解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他的义务论斩断了理性与意志的勾连，从而打开了现代性的潘多拉之盒。对于黑格尔而言，欧洲民族精神的源头——法国大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因为理性被激情所淹没（狄更斯的《双城记》既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画卷），且就意志自由而言，“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 歌德在晚年也表达了对革命的敬而远之：“说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震惊，而它的有益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当时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必要而发生的场面搬到德国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不过，歌德将革命的责任归咎于政府，本身倒是一种很革命的观点。 （按照这样的逻辑，无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应归功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它难辞其“咎”）。另一方面，歌德又认为，革命意味着上帝显灵， 表达了晚年歌德与青年黑格尔思想的不谋而合。为后世瞩目的到是歌德式的“浮士德精神”：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此为代价，换取新体验，寻找新价值，以创造新的境界。 《浮士德》隐喻了（西方）人在世上寻求真理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