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776年1月，一本抨击暴政、宣扬独立、倡导共和的小册子，及时地在北美军民中间流传开来。拖马斯·潘恩借助他的笔，在《常识》里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当性辩护。他所使用的理论武器跟洛克没有多少差别，也是属于本质上具有颠覆性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半年后，杰菲逊在《独立宣言》中接着潘恩的思路，为政府的合法性树立边界，宣称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得自人民的同意。他说：“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施逆行、一贯地奉行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37)事实上，人民主权思想是当时美国思想中的一个强音，一位论者形象地说：“人民主权在1774年至1787年成为一支庞大的合唱队唱出的一首标准的乐曲。”(38)北美人民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宣告了独立，成立了邦联。
独立后，从英王殖民政府向革命政府的权力转移是通过建立大陆会议而实现的，大陆会议从英王手中夺取了权威，并通过安全委员会统治殖民地，在他们手中集中了政府的一切权力。但是，这种大会制很快就要求回归宪制形式。威尔逊在1787年的讲话中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种要求的注脚，他说：“施于人类的专制有不同的形式，有时是行政官，有时是兵权在握者。没有来自立法的专制的危险吗？理论和实践都揭示它的存在。如果立法权力没有限制，那将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稳定。”(39)在这里，并没有生长出英国式的议会主权模式，也没有让法国大革命时期极端的大会制持续运作。美国人民既不保守，也不激进，但很现实，他们的制度是多种利益和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阿克顿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缺少一致性的制度。它既不像欧洲旧政府那样建立在传统之上，也不像追随法国革命的政府那样建立在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妥协和暂时搁置对立原则的对抗的做法上，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居于支配地位。”(40)像卢梭那样的人民永远正确的绝对主义抽象信念在当时没有多少市场，“贤人之国和柏拉图所希望的贤人国王一样，是盼不到的。” (41)他们相信，权力一旦集中在某一个点上，都会导致权力的腐化。他们认同潘恩的观点，把政府看作是“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基于这样的人性论预设，他们着眼控制政府、控制权力。对此，立宪党人说：“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42)这个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就是他们从“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的原则出发所设计的权力分立的复合制的宪政体制，他们说，“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去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指联邦和州政府——引者注），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43)整部美国宪法可以被看作都是这个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宪法本身是堂皇地以‘我们美国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开篇的，但他着手构想政府的运作机制这一更为平淡无味的任务时，它设计了一种人民和其他实体都没有主权地位的制度。” (44)
这就是人民主权在美国革命中的命运。在革命时期，美国的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为对确定的权威的反叛进行辩护，此时，他们使用的理论武器是人民主权，而一旦确定的权威在北美大陆被推翻以后，人民主权就退隐了，甚至在《独立宣言》中都没有出现人民主权的字眼或同义的表达方式。“在估价人民主权学说在18世纪晚期美国思想中的地位时，必须在革命的开始和
宪法的起草两个事件之间做出区分。” (45)也就是说，为不同的任务，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可以说，在美国，革命成功之日，就是人民主权衰微之时，同时是宪政理论蓬勃之始。但宪政并不因此超越了人民主权，或者说超越了革命。宪政固然是一个最不坏的民主体制安排，但它毕竟容不下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全部要求。事实上，美国人也为一味地妥协（宪政制度是一种妥协的制度）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蓄奴制的保留就为这个号称自由的国度留下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甚至在南北战争后都没有彻底解除。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批判理论武器，人民主权从退出历史前台开始之日起，时刻都在发挥着其卓有成效的话语力量，与其它话语构成意识形态竞争，阻滞宪政制度走向精英政治的倾向，迫使后者不断充实、提升人民权利的质量和数量。正因为它的内在力量，所以，直到今天，人民主权仍然为美国思想界和政治家所关注，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的观念继续存在，1990年代美国一位政治学者的考察清晰地表明，人民主权在规范政治理论和经验政治分析中仍然具有吸引力。这一观念在美国宪法法学中的使用也没有减少。(46)“实际上，”在美国这个自称最民主的国度里，“既要限制民众政府并保护私人财产以及少数人的权利，同时，又不否认人民的最高公共权力，成了新的共和国领导左右为难的事情。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成为美国立宪民主的一个进退两难的大难题。” (47)这何尝不是人类政治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