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仅有一海之隔的保守的英国人不同，天性浪漫而富于激情的法国人在革命的一开始就准备彻底实践人民主权的原则，并由此开创了现代世界的革命意识。他们的精神导师是让·雅克·卢梭。卢梭的思想武器也是社会契约论，但他的理论跟霍布斯、洛克等人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作为契约起点的自然状态的差异。与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不同，卢梭设想的自然状态是人类没有受到文明污染时候的美好状态，来自造物主之手的人是纯真无邪的；他们生而平等。从平等到文明的进程就是从美德到罪恶、从自由到专制的进程，就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过程。当然，卢梭并没有要求人们回到自然状态，他相信通过订立一种社会契约，可以使人回到自由、平等的状态，因为“自然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33)基于此，卢梭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社会契约论的中心思想：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作为社会形态的国家，是人民约定的产物；在国家中，约定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而且处于平等地位；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属于人民，包括君主在内的执政者，只是人民意志（即公意）的执行者；当人民的权利遭到篡夺时，人民有权推翻他，恢复自己的权利。就这一理论本身所蕴涵的革命性因素而言，卢梭和洛克之间没有多少区别，但是，一旦把视野扩展到政治运行的体制模式时，卢梭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之间就分野了。在他看来，法律只能来自社会的一般意志（公意）；立法权是人民的最高意志形式，是不能被分割和被代理的。他因此反对洛克的调和君主制和人民主权之间矛盾的分权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加关注平等，主张最高权力即主权应属于地位平等的全体人民。在卢梭看来，一切形式的政府，无论其如何组成，都受制于人民的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立法权。至于政府的体制如何安排，执行部门（卢梭的执行部门指得是“政府”的全部机器，即国家中实施法律的那一部分，这里是看不到孟德斯鸠的行政与司法分立的）如何组成，各部门是否应该分立，在他眼里，“则是一个便利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那些在其他理论家看起来至关重要的制度组织问题，对卢梭而言只是第二等重要的。” (34)这样，卢梭无意中就把自己的学说局限在革命的层面。他虽然也关注控制政府、控制权力问题，但他把这个权力直接交给“人民”，交给立法机关，但直接民主甚至在民族国家诞生以前就缺乏可操作性。正是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卢梭成了思想史上倍受争议的人物。比如，他的公意论被一些独裁者作为实施暴政的借口，“种下龙钟，收获虱子。”卢梭的公意论认为，在理想的社会集体中，个人的意见、利益、偏好融合成“公意”，后者是唯一合法的主权权威，其合法性就在于他包含并超越了个别成员的意志。与公意相一致的法律是不带强制性的，也绝不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强制自己或对自己不公正。即使需要以暴力实施国家的法律，个人的自由也完整无损地得到了保护。从这里进一步推导出“服从即自由”，“多数可以强迫少数自由”等等结论，无不为政客、暴君和独裁者所利用，他们假公意之名行强暴之治。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大会制被证明是一种没有效率、缺乏可操作性的政体。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人民主权表现形式的公意走向了它的反面。罗兰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中发出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一旦革命政权受到哪怕是些许的威胁或攻击，革命者就准备以“武器的批判”来收拾局面了。这个极端的武器那就是恐怖，用恐怖来造就美德。1792年9月2日数千犯人的集体屠杀，掀开了革命血腥的帷幕。就在两年前还专文著述来反对死刑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比尔，现在却公开地宣称：“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 (35)几年前还在呐喊着自由、抨击着暴政的革命者们，现在，为了建造一个所谓的自由王国，却在理直气壮地以公意、正义名屠杀自由。革命的口号变成大规模的官方谋杀的遮羞布，而且得以保留下来为拿破仑服务，后者成了法国的独裁者，并把这个国家的革命干劲转化成对欧洲的征服。法国这个以自由美誉著称于世的国度，并没有因为这次“领导世界潮流”的革命而真正走向共和，经过多次革命的反复和多个政体形式的尝试，直到20世纪中期才找到自己的宪政模式。对此，阿克顿勋爵不无精到地评论说：“法国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36)事实证明，高扬的革命旗帜，并不能指引人民奔向人间天国，反而遮蔽了人民对革命后秩序的理性思考空间。不断革命与宪政式微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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