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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故乡山水的热爱，使人类把自己的邦国凌驾于别的邦国之上，以为在所有的方面，本国都比别的国家优越。在这种国家主义影响下，许多纯真的爱邦国之心被利用，变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憎恨。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青年人被邦国精神逼迫到悲惨境地。汤因比认为这是一种古老宗教，是丧失了基督教信仰的结果。“前基督教”的宗教被恢复——此即古代苏美尔人和希腊城邦国家公民的宗教。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世界大同主义。它并不去煽动民族主义烈焰。基督教曾反对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和民族宗教。这一态度受到汤因比的欢迎。汤因比认为所谓国家，不论是地方国家还是世界国家，都仅仅是公共设施。
现代人的生活基础已经扩大到世界规模，把人类禁锢在国家框架中的作法，已经过时。现代的爱心应当是把世界看成“我的祖国”，提倡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整体之中。过去只向其政府和居民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则必须奉献给全人类、全世界、全宇宙。
人类的远大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自古以来，人们都以国家的名义建立武装，使用武力，对外发动战争，表明忠君报国的气节。然而，这一切在现代已失去根据。汤因比认为，应当放弃为防备其它地方主权国家的攻击而建立的常备军，同时要放弃伤害别的国家的行为。人类的信念是废除一切军备，建立一个三无世界（无阶级、无军队、无战争）的最高境界。在一个世界政府领导下，各地方国家将不再彼此动武。当然，一个没有战争与军队的世界，并不彻底排除竞争，相反，竞争还是存在的。这指的是开发宇宙的竞争。这一竞争的目的仅仅在于消除贫困。
西方国际法学家狄骥（Leon Duguit，1859-1928）根据个人自然权利的概念，主张个人主观权利先于、高于国家权力。他依据《人权宣言》中“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认为国家组织应确保个人的自然权利。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主张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他否认国家主权概念，认为国际法的进步会导致一个“世界国家”的概念。现代西方哲学家马里坦也否认国家主权观念，提倡建立“世界政府”。马里坦认为：“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⑨马里坦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此即“工具主义”。他以此反对“实体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国家观（即认为国家是实体，其权力绝对，故，此主张乃专制主义）。
“世界历史”是随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并出现的。中国家谱记录很发达，各朝断代史记述也多如牛毛，但没有一部民族通史，当然也不会有“世界通史”的概念。同古希腊不同，近代世界主义与大工业革命及世界市场有关，它势必同封闭的民族国家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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