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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谈到历史的目的时，主张将来由国际最高法庭解决国际争端。“国际联盟”的构想被康德进一步发挥。康德设想，所有国家灭亡之后，世界上将只有一个国家——世界国家——这是“永久和平”的保证。
几乎所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都预言“国家消亡”，都倾向于世界主义，因而一般说来，世界主义目前仍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正全力以赴之。李大钊说：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帜之世界，乃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
二
世界主义之在西方，如川流不息之河水。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最容易激发世界主义抱负。
托马斯·潘恩死后，人们不知他的遗骨何所终。然而，这是他的恰好结局：他把全世界当作故乡，他认为自己属于全人类。他推动了美国的建立，他在法国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他又在英国留下足迹。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则说：“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一战以后，爱因斯坦认为，超国家的组织是废除战争的先决条件。人们说爱因斯坦肯定会欢迎1920年国际联盟的建立。1922年，爱因斯坦发表《科学的国际主义》一文，提倡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无国界。当时，国家主义和政治激情达到顶点。然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埃米尔·菲舍尔在1920年指出：“不管你喜欢与否，科学现在是，并且将来永远是国际主义的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威信逐渐丧失。在国家形态高度发达完备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其普遍。人类终于认识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是有害的。国家主义，即崇拜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在西方是晚近的事。人们奉自己的国家为神明，认为它享有神圣的权利，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情况，自二次世界大战后便有了改变。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乃在于国际交流的增加。作为个人活动的基层单位的地方民族国家，被视为国际交流的障碍。国家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多，其职能受到限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削弱。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于是趋于消亡。国家日益成为代表社会文化的地区单位。这对于抵御国君的残暴和强权极有意义。汤因比因而认为，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地方国家作为行政单位，行使地方自治任务，这同联邦国家中成员国一样⑥。各地方国家的权限于是逐渐转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联合国的原因。
汤因比因此设想，不能让地方国家永远作为一个有权发动战争，有权最终决定各种民事的政治单位保存下去⑦。这样，国家就被看作只是供应自来水、煤气和电气的公共事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有在战场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事。最大的忠诚便是献给全人类，而不是献给自己所属的地方国家及其体制。对国家的忠诚便被削弱。“国家的神圣地位要否定，而应恢复纯粹大自然的唯一神圣地位。” ⑧现在人类所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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