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容”——意即整合生产方式。主要是转变目前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以减少农民直接面对市场的组织成本及交易费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实现农民增收。在此基础上，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为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乡村自治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农村的特色。中国农村有优良的自治传统，在封建社会，主要以宗族自治的形式出现，族规（注：更高层次表现为“村规民约”）是实现自治的最重要依据，还有族长的威望。虽然这些靠的都是道德层面的力量，但却持久地维持了中国农村淳朴的民风，有效地使正统的道德体系得以绵延。（注：肯定有人在犯嘀咕，宗族制不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吗？不完全如此，至少它在实现乡村有效自治方面发挥了作用。此外，它维护的东西中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应是“以德治国”方略中所包含的。）看过《白鹿原》的人肯定对此还有深刻的影响。（注：同是陕西作家的贾平凹同期也写了一本书叫《废都》，虽然省略号多了点，但其中反映的“失去道德底线”的文化界人士的浮躁、空虚、无聊，却给我们不少启示。）
　得到继承的优良传统，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特色。更何况时下我们是如此迫切需要这种特色的支撑。
　我这样“鼓噪”，不是说现在农村也要搞宗族制。我们可以寻求更合理健康的组织形式，关键是要把目前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注：写散文讲究“形散神聚”， 而目前我国农村的治理方式则属于典型的“形聚神散”，各地农民形式上在当地乡镇、村的领导下，实际上只是一种非常松散的集合，不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无法产生组织所特有的凝聚力，有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对立），实现乡村有效自治的目标。这也是实现农村根本稳定的时代需要。（注：根据著名农村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我的想法比较极端，就是建立村社，取消目前的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注：既然村委会和乡镇不能发挥组织农民的作用，又是农民负担的根源，留它有何用？）这里的村社应是真正意义上代表农民利益自治组织，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并具有良性的退出机制。（注：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个体可以自由退出，有利于激励组织发展和完善，对个体而言也很公平。）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机关从基层撤退，县级以下的乡村实行自治，政府和农民的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节。这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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