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有较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国农村近年来出现的农产品增长和农业总体性收入减少的奇怪现象，从根本上说带有相当大的体制结构性原因（注：如宏观产业政策）。农村利益冲突日益呈现复杂化。经济上的不平衡最终必然要影射到政治层面。其中，农村基层政权权威弱化反映最为突出。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注：乡村干部角色本身就很尴尬。秦晖先生在《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文中，说他们是：“替政府办事，但政府不养他们；农民养他们，他们却不替农民办事，两头不是人，只能一方面敷衍国家，一方面坑农民，成为一个奇怪的阶层”，这个总结很形象）。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于暴力化。通过学习政治科学理论我们知道，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护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势必使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农民已形成反体制意识。他们的共识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自己是“二等公民”、“新农奴”，这主要是由于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削造成的，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利组织（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出现的“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等等，皆属此类），直接削弱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威，处理不好，有可能使危机激化。近十年来，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如湖南，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两起。（注：这很难让我们不自然地联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再注：单从事件打出的标语看，真有些“回归”的味道，如“万众一心抗重税”。]）有的甚至直接动摇了基层政权。如震惊全国的湖南“涟源事件”（注：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形象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为由，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抄家，同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了冲击基层党政机关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被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全部被扣押），确实应引起上层的高度注意。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自治
　孙显元教授在给我们讲授《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时，简单地提过“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个命题。我有同感(注:实话实说，没有攀附之意)。但我认为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须重点提一下，也可供大家探讨，那就是要实现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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