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命运
贺卫方
【全文】
与政治法律中的其他制度一样，中国的
宪法也是近代舶来品。制度或观念领域的舶来品与器物层面上的舶来品不同，它的进入必然伴随着改变——本土的环境固然由于外来事物的引入而改变，但是本土环境也绝非一味地消极待变，而是积极地去改造外来事物。最终当然是一种妥协，制度变成一种四不像，或非驴非马。
说起来，非驴非马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制度传播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某种变形，用一种常见的说法，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创造性的转换”的境界。但是，问题在于，假如本土因素的改造使得外来制度完全沦为摆设，那么这样的引进就只能说是失败了。近代以来中国制定
宪法多，而宪政的事实少，就明显不过地昭示了这样的失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哪些因素让我们制定了冠冕堂皇的
宪法，但又每每蜕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也许，有必要深入到西方
宪法实践的内在环境，分析那里的宪政基础，再以“邻壁之光”照射我们“汉家故物”，这样的对照可能有助于发现那些能够激活我们
宪法的要素，从而为宪政发展寻找可能的路径。
所谓宪政，大致上是指
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兑现的状态。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西方的成文
宪法的历史并不长，那是从美国宪法开始的，至今不过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宪政的学说以及实践历史却是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如何建立一种既富于绩效，又符合正义的政府，就是贤哲热心讨论、政客乐于尝试的大课题。实际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讨论的主题都是如何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模式。而且，希腊仿佛是各种政治学说得以试验的最好基地，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以及某种混和政体，在不同的城邦和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给后世的
宪法理论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至为丰富的借镜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