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民族”是追求政治领导权的民族，是主宰其他小国命运的民族大国，是由此为人类的普遍命运承担责任的民族。因此，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除了坚定地捍卫本民族的利益，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人类文明所担负的责任，清楚地认识到为人类建立怎样的文明秩序。[３８]这样的秩序就是通过“法”或“
宪法”来体现的。因此，一个政治民族的问题就是要面对人类历史回答“什么是你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治民族的
宪法是不可能简单地模仿其他民族的
宪法，它必须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为人类文明的普遍秩序有所贡献。正是从政治民族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
宪法序言所表达的政治理想，我们的
宪法也决不能从保护公民权利的社会契约学说来理解。[３９]
由此，在
宪法司法化或者法律化的同时，
宪法还必须政治化，即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政治立场上理解我们的
宪法。在
宪法问题上，我们必须要警惕“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这种单纯的法制主义的危险，必须从政治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要将
宪法从政治纲领位置下降为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同时又要将
宪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法学家既要用专业化法律眼光来看待
宪法，又要用非专业的政治眼光来看待
宪法。我们必须要在专业化与政治化、
宪法的司法化与
宪法的政治化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五、结论
宪政就是人们在共同遵守
宪法原则和规则下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因此，宪政的核心就是树立
宪法至上的权威地位。这种
宪法不是观念上的
宪法，而是在政治生活作为规则生效的
宪法。在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尽管人们达成了“认真对待
宪法”的共识，但是，人们仅仅认真对待的
宪法理念，而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如果遵循
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那么就要通过解释
宪法文本或根据
宪法规定来拓宽对
宪法的理解，从而使的
宪法能够容纳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容。否则，坚持理念上的
宪法就会采取公然违宪的做法，或采取将
宪法虚置起来的做法，或采取不断地修改
宪法、废除
宪法并制定新
宪法的做法。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法律政策学的立场对于推动宪政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建立合理的宪政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才长远来看，由于法律政策学对现行
宪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贬低或漠视现行
宪法文本的具体规定，这种宪政诉求不利于确立稳定的宪政秩序。近代以来法国和德国宪政的历史大体如此，中国近代的宪政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疑，任何
宪法只要是由人制定的，那么就必然具有缺陷，从来就没有完美的
宪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种
宪法上的缺陷，我们是在尊重
宪法最高权威的基础上，通过
宪法解释技术来弥补这种缺陷，还是采取诋毁、蔑视和批判现行
宪法的立场，主张制定完美的新的
宪法？换句话说，究竟是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还是法律政策学的立场？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进路和主张，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或政治德性。 一方面，采取法律解释学学术进路无疑对法学家的智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他要运用高超的法律解释的技艺，对
宪法进行全面充分的理解，由此将社会变迁导致的新要求纳入到
宪法的框架中，从而消弭
宪法文本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就像马歇尔通过对美国宪法的充分解释来弥补
宪法中没有规定违宪审查问题的缺陷一样。正是通过法律解释学才能真正展现一个法学家专业知识分析的法律智慧和独特贡献，法学正是在这种地方获得了自己的自主性，法律才成为任何公共知识分子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企及的一门艺术，这是法律人特有的技艺。因此，在真正的
宪法问题上，法律人应当避开公共知识分子肤浅的启蒙话语，而应当向社会大众展现真正的法律智慧和法律逻辑的魅力。如果说美国宪政的历史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首先就是学习
宪法解释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法学家和大法官们那种相信
宪法已经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答案的强烈“信念”，他们对
宪法本身的完美无缺持一种信仰的态度。[４０]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不断地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通过解释
宪法来确立
宪法的神圣地位，从而用一部
宪法来囊括二百多年巨大的社会变迁。[４１]
另一方面，法律解释学将
宪法看作是神圣的教义，采取这种方法的法学家们对
宪法权威的捍卫不是采取“脱口秀”式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通过艰苦的
宪法解释来展现
宪法本身的丰富内涵，从而将捍卫
宪法的神圣地位落实的具体的案件中或者具体的问题之中。这种身体力行的努力，以及法律解释学本身所固有的遵从权威、仔细辨析和审慎节制的这些学术上保守特征恰恰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美德。这种政治上的美德不仅有助于抵制无根据的理论空谈，避免落入缺乏现实基础的抽象原则辩论，将政治原则落实到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当中，而且有助于抵制“等待多戈”的消极心态，因此，
宪法解释学就可以成为法学家专业知识分子抵制文人政治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由于
宪法作为法律规则本身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对
宪法的解释又可以避免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而通过法则本身的演进来在改革与稳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如果说这种中庸的渐进改革曾经是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那么，它也可以有效地运用到围绕宪政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以稳定来保证变革，以变革来促进稳定，无疑是成熟的政治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能够成为宪政运动的一部分，那么就应当从法律解释学的立场出发，考虑
宪法司法化的主张本身是不是具有
宪法上的依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
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对《
宪法》及其修正案进行解释，通过对
宪法文本的解释来寻求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宪法甚至实行违宪审查的宪法依据，[４２]从
宪法上来理解什么是
宪法上所说的“受教育权”。[４３]只有采取这种
宪法解释的技艺，我们才能避免各种
宪法意识形态的影响。法律解释学的立场和方法是对付以宏大概念和抽象情感判断的最好武器，是医治头脑发热的良药，是法学家知识分子摆脱被某种政治力量操纵从而获得自主性的唯一有效的知识方法。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要从解释宪法规则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
宪法中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宪法解释权是不是就排斥了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解释
宪法的权力？为什么“受教育权”要作为基本权利规定在
宪法之中？由此我们才能要为
宪法司法化提供
宪法解释学上的依据。正是对这类问题的细致分析和解答，法学家才能摆脱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既不是人民法院的同谋者，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言人，而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群体。法学家服务的不是每个政治机构的利益，而是服务于法律的真理，服务于建立良好政体的普遍政治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家甚至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也不是简单的权利的捍卫者，法学家就是理想国中的城邦的护卫者。只有这样，法学家在公共领域中才不会被政治或者媒体的力量所操纵，这样的公共才有真正的政治，这样的讨论才能摆脱媒体的炒作，变成严肃的法学思考。倘若如此，思考
宪法问题，除了法律的维度，还必须增加政治哲学的纬度，
宪法在法律化或司法化的同时，还必须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