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制反腐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一个朝代能否长治久安，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有统治集团内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在统治集团内部因素中，官员的大面积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直接决定着一个朝代的迅速衰亡。俗语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哲人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可见，从官僚集团内部寻求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对策，对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是一种严肃的考验。今天，在我国经济指标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党政官员的大面积腐败问题。权钱（色）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等官场病，不但没有绝迹，而且其数额、手段以及肆无忌惮的程度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朝代的贪官污吏。对此，执政党及政府已经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包括教育（如“三讲”）、惩治（如处胡长清、成克杰极刑）、运动式的“严打”等，但贪污、受贿、以权资商、以商富官以及渎职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官场腐败现象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要较好地根治这些现象，完善制度（法律）建设殊为必要。然而，说则说矣，腐败现象依然故我，制度完善不见踪影。因此，笔者再度提起“立制反腐”这个被人们不断论及的题目，应当说不是多余。
我们知道，有关针对腐败现象的对策，往往因为人们对人性的估价不同而有别。关于人性，人们人们常见到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估价。一种如荀况所言：“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按照这种人性观，贪婪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在人性恶的内容中就包含着人们对利益的贪婪或追求。另一种是所谓性善论，其中对我们来讲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人之初，性本善”。按照“性恶论”的主张，对付腐败，唯有借助严刑峻法；按照“性善论”的主张，对付腐败，则必须教育为本。在我们当下的论说中，教化反腐论者和制度反腐论者各执一词，但究其实质，两者都对制度误解颇深。前者把制度排除于教育之外，后者则拒绝（或忽视）对教育本身的制度化处理。为了实现实践中的某种综合效应，人们又“制造”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词：综合治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要说明所谓立制反腐，不仅仅要实现对腐败行为的严厉的刑法制裁，而且要实现通过制度对腐败行为建立一种道德训诫。既对腐败行为而言，以法律规范为前提的制度，既是刑法制裁的根据，也是道德训诫的基础。制度中既包含着惩戒的内容，也包含着教化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