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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虚无主义情形中的政治拯救，或者通过行动从思想中的这一拯救，发展出了一种政治哲学，这会是一个显然的矛盾。在最正式的意义上，我们甚至不能期望它能够清楚地阐明政治原则，更不用说给政治选择指明方向了。作为哲学家，法国存在主义者能够通达到这么一点，在那里只有革命行动，通过对一个无意义世界的意识转变，才能消解内在于人与世界之间的荒谬关系的无意义性；但是按照他们最初的问题，他们不能指出任何方向。从纯粹思想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带有伟大的徒劳（英雄的无益）的特征，这一点在加缪和马尔罗那里最为明显，他们在一种极度蔑视他们的无意义的精神中赞颂古老的美德。因此马尔罗坚持认为，人应该通过勇敢地蔑视死亡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是因为所有源于萨特和梅洛-庞蒂他们自己采用的哲学的解决方案的幻想特征，就像是置于其上一样，尽管他们最初的动力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行动的框架。一旦他们认为自己以基本上相同的主张而脱离虚无主义的绝境，他们在政治圈中产生分歧和采用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行动的领域里，只要承诺革命性的改变，其他一切可以完全任意。这一点就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所有这些，对于政治哲学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而且这常常看来就像有些绝望的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人们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不过，事实上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对法国的政治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他们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感到有责任在日常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他们编辑报纸，在政治集会上演讲。无论人们可能怎样反对他们，他们重视对学院哲学的拒斥和对思辨立场的放弃。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或戴高乐主义或者他们参与的任何运动区别开来的是，第一，用一位见多识广的英国作家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从未“通过诉诸固定的原则来寻求对他们的推理的证实，”16第二，他们的革命从未主要地针对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境况，而是针对所谓的人的境况。按照马尔罗的说法，勇气挑战人的道德境况；在萨特看来，自由挑战人的“被抛入世界”（这是一个从海德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概念）的境况；根据加缪的观点，理性挑战人不得不生活在荒诞之中的境况。
他们共同的政治特点，也许最好被描述为行动主义的或者激进的人道主义，这一特点并非妥协于人是人的最高的存在这一古老的主张，这一主张认为人是他自己的上帝。在这种行动主义的人道主义看来，政治出现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通过多数人的一致努力，一个不断地反抗和揭示人的境况的虚伪性的世界得以建立；反过来，这将使得人性，一般认为是理性的动物，发展到建造一个现实的位置，在那里人可以创造他自己的境况。于是，人将会在一个完全人性化的、人造的现实中行动，如此，人类生活的荒诞性将不再存在——当然这不是对于个体而言，而是对于生活在人的技能之中的人类而言的。至少，只要他活着，他就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根据他自己的理性而言是一致的、有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 他公然反抗上帝或者神祗，就像他们的有限性不再存在那样去生活，即使他作为一个个体也无望逃脱这些有限性。如果人决定他自己像一个上帝那样生活，那么他就能够自己创造，成为他自己的上帝。人尽管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但要为他的所是负责，从这一悖论出发，萨特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因此必须成为他自己的创造者。17
这一通达政治的方法的乌托邦成分，或者更准确点说，这一通过政治行动来拯救人的精神的尝试的乌托邦成分，是显而易见而用不着指出的。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非常熟悉——在极权主义的政体那里，不幸的是，不只是在那里——通过完全改变传统的境况来改变人性的企图的情况下，以人的境况为代价来拯救人性的企图还会出现。在现代科学和政治中，所有对于“修整”人的多种形式的实验，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社会而改造人性。认为这两种相对的企图是同样注定失败的，在我看来恐怕是过于乐观了。由于其固有的不可预测性（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灵魂的黑暗”）——哲学地来说就是他无法像其它事物那样被定义——人性更可能屈服于“修整”和改造（尽管可能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而不是人类境况自身，这是在所有情况中都依然存在的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地球上的生命完全是赋予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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