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各东道国在吸引利用外资上展开竞争，给中国利用外资带来巨大压力。我们看到，从1997年开始，中国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而全球东道国在吸引利用外资上展开竞争。UNCTAD的调研结果表明，各国为了应对全球日益激烈的投资竞争，将加大引资力度。“总体预期是各国将通过自由化措施、增强激励及强化部门目标定位的方式深化开放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外资并购成为了FDI的助推器. 世界上的外资并购额一直是日新月异。大型的外资并购无不是发生在各国的资本市场之上，正是这些大型的跨国购并和资本市场之间互相促进，推动着FDI的迅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一直是跨国公司FDI的主要方式。至2000年并购高峰过后，跨国并购在FDI的比例趋于下降。调查结果显示，2004－2005年，全球并购方式将占FDI比例为52％建投资占48％（图3）。区域之间的投资方式加以比较，并购与新建的比例基本相同。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购方式的比例高达83％，这可能与该地区积极推行的私有化项目有关。总之，根据国际投资专家的预测，未来几年，跨国公司的新建投资方式大致和并购式投资方式平行进行 。
　　
　　参见“　　 UNCTAD (200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外资并购早已经成为各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器，而大型并购无不和资本市场的发达密切相关。这时，作为吸引外资的大国已经不能不面对叫停外资并购的国际压力了。可见,在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中,转型国家的经济系统开放的前提下,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一种系统外强大外生力量,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对于转型国家的管理层来说,一方面,当通过内部的经济改革无法实现改革的初衷时,它会借助外力来实施改革,通过全新的外力介入来推动改革，这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另一方面,当统治者的改革缺乏经济效率之时，系统外的国际因素又成为一种外力迫使管理者放弃或者修改原有改革路径。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系统外的新兴制度成为重要的外部力量诱导、督促、迫使着旧经济系统迅速的消亡、改变，从而成为破解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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