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手边至少有三项研究有待展开。除了上面谈到的这项计划之外，我还想在历史上选 择一两个重要文本，作更加精细的文化分析。此外，早已在《法意与人情》中开其端绪的法 律与文学的研究也是我一直不能忘怀的题目，而在开始这此研究以前，我还有一个不大不小 的读书计划。这意味着，计划中的“价值研究”将大大地推后。对此，我并不觉得沮丧。我 不知道自己将来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冲动去作这项工作，如果去作，我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我只知道，在基本事实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不可以侈谈价值上的优劣与高下。当然 ，也有这样的可能，那就是，我的所谓“价值研究”，其实就在“事实研究”之中。
几个问题
我从一个偏僻地方的少年，慢慢变成为一个学者，从无知、狭隘和满脑子教条，到学会用自 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部分要归 因于时代，另一部分则与个人的性情、禀赋和努力有关。我在上面谈到的，主要是后一个方 面。因为个人无法左右时代，我们最多只能把握自己，而当一个人真正成长起来，时代也无 法让他(或她)改变。
回顾成长的过程，我发现，从中学到大学，从读研究生到成为一个学者，我一步步地走向“ 中心”，然而，与这一过程相平行，在学术发展方面我却把自己一步步地“边缘化”了。我 读了四年的法律本科，最后却选择了一门距离法律最远的专业；我长期在大学法律系教书， 也一直在研究法律问题，但我绝少参加法学界的活动，也几乎不在法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我 读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研究最多的却是“中国法制史”，而我研究这门学问的方式又 与“主流”的全然不同；我始终关注着同一主题，也一直没有离开法律研究，但我从法学走 向史学，又从史学走向社会学、人类学，从“大传统”走向“小传统”，从“庙堂”走向“ 田野”。我这样作并非想要标新立异，“边缘化”也从来不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所有这 些不过是我为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所作的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罢了。不过，既然我已 经从中受惠，就应把这段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以为后来者参考。
我在上面提到的，也是我所经历的，是一个双重的“边缘化”过程。首先，我慢慢疏离于法 学和法学界，那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学术。然而，进入学术往往意味着进入某个具体的学科 或者专业，意味着按照一套既有规范思考和研究，这样一套规范能够保证学术的品格，但也 可能压抑学者的创造力。这时，“边缘化”有可能把研究者从固定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 对我来说，作出这样一种“双重边缘化”的选择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既然法律学一开始 没有能够吸引住我，“外国法制史”未能征服我就是自然的了。我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 思考，也不在乎离经叛道。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实际上没有受过真正严格 的规范训练，无论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我所接受的那套教育都没有能够为我提供这种 训练。我差不多是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我长达七年的大学教育。这种机遇现在恐怕不再有了。 但这究竟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这真的很难说。我的许多经验都可以说明，一个人 的长处其实也是他(或她)的短处。一种禀赋、经验或者能力，运用得当就是长处，运用不当 就是短处，全在乎个人。有些人受过很好的训练，但很平庸，另一些人“自学成材”，敢想 敢写，但就是不能成就真正的学术。这两种人我都见过不少，足见严格的规范训练可以成人 ，也可以误人；没有拘束的发展不一定培养出有创造力的学者。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保证 我 们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禀赋、经验和能力，帮助我们把短处变成长处呢?对自己严格，对 学术忠诚，对他者公平，还有，足够的反思意识，某种平衡与综合的把握能力，甚至，某种 感悟力，我想这些是最基本的。
谈边缘化自然涉及规范，就像上面那样，只是，我在这里说自己得益于“边缘化”，在其他 地方又鼓吹“规范化”(两年前，我曾在《中国书评》上发表过这方面的观点，有兴趣的读 者可以把这本刊物找来一读)，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边缘化讨论的是个人为学的经验 ，规范化所针对 的却是建立学术秩序的。如果有了学术秩序，各种伪学术的、反学术 的和干预学术的活动就可以被抑制到最小范围，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有 人说规范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 学术，也有人说大师不必受规范约束，这些我都同意，但我仍然鼓吹规范化，因为我们周围 学术失范的现象很严重。有人把学术规范理解为一些僵硬的规矩，这至少是以偏概全。学术 规范能够帮助初学者入门，让人们了解学术，尊重学术，培养人们对学术的爱好和忠诚，而 一个人在具有了这些质素，把握了学术的真精神之后，无论他(或她)怎样创新，总是在为学 术作贡献。“边缘化”往往会打破既有的规范，但它仍在学术之中，而且可能推进学术。
几年 前，我曾经以“读书、教书、写书”为题作过讲演。这个题目是我多年生活的写照。现在， 我暂时不再教书，但仍在读书和写书，实际上，我可以永远不教书，甚至也不写书，但不能 不读书。我的一位旧友说他的愿望是作一个思想家，而我，只要作个读书人。这是一个很小 的心愿，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因为它需要我毕生去争取和维护。我很惭愧，并不是因为我 有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愿望，而是为自己读书太少。我这样说，绝非谦虚。我年少时求知心切 ，苦于无书可读，现在坐拥书城，却少有读书的时间。对我来说，读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自由的阅读，一种是有目的的阅读。前一种阅读是无功利的，随心所欲的，后一种则是目 的明 确的。我说的“少有读书时间”指的主要是前一种情况。这些年，我读书大多是为了写作的 目的，虽然在此过程中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失去的可能更多。我已经讨论过思想与写作的 关系，这种关系同读与写之间的关系有联系而且很相似。随心所欲的阅读是令人愉快的，但 是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可能使人的思想过于散漫，既不能集中也难以深入，相反，功 利性的阅读产生效率，但要是没有自由的阅读来调剂，思想会变得僵化，读书也可能失去乐 趣而成为一种负担。显然，两种阅读以及读与写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一个与此有关 的问题是，通过读书积累知识，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具备了著述的条件?有的人学富五车， 文章传世，就是写的太少。有的人喜谈大问题，喜作大题目，但是这些问题和题目显然超出 了他们的学识和把握 。我们会为前一种人感到惋惜，为后一种人感到遗憾。但我们仍不能确定知识积累与写作之间的适当的度。我只能说，知识积累的数量与研究深入的程度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如果 一个人已经具备了写的基本条件，写得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运用知识的能力 ，而不是知识的多寡。因此，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一件比简单地积累知识更要紧的事情。
学会用学术的方式思考和表达，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在我们写出第一篇成熟的东西以 前 ，有一个长期的不为人知的学习和思考的阶段。这个道理，讲出来大家都容易明白，但在实 际生活中，人们不一定都按照这种道理行事。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新秀斩露头角，引起 大家注意，于是，各种稿约、邀请和(最后是)采访纷纷而至，人们似乎认为，一个人的第 一本书或者文章好，他(或她)的第二部第三部作品一定也好，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以为， 一个人学术文章作得，随笔杂文也一定作得；书斋里有成就，媒体上也一定表现不凡。结 果，一个凡人必须变得无所不能，否则就没有办法满足社会的要求。对一个学者来说，这种 情形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除非能够适可而止，他(或她)可能不再是 一个学者，而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其他什么家。当一个人到了没有时间读书，也无暇思 考的时候，他(或她)如何保证自己的学术水准呢?我这样说并非主张学者应当完全拒绝外面 的世界。其实，成功带来的“外部效应”对一个学者并不简单是一件坏事，相反，没有人可 能交流，终日枯坐书斋，最后会让人窒息。两方面的事例我都见过(其中尤以前者为多)。我 自己的经验是，一动一静，两个极端均不可取，若能在动与静之间取得一种适当的平衡，就 能同时在两方面受益。我曾经提到来到北京和进入知识界对我的积极影响，都是着眼于动的方面。因为能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也因为与外界交往扩大，不但机会增加了，眼界也扩大了 。 很难说我的思想发展和学术选择哪些是坐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哪些是在与外界的各交往中 被刺激和激发出来的，只能说，没有书斋以外的学术经验，就不会今天的我。因此，问题 不在于应当选择动 还是静，而在于如何保持动与静之间的恰当平衡。自然，这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的 基本原则是：不了解的事情不谈，费时多受益少的活动不参加，没有实质意义的事不做，不 要让自己太委屈太勉强，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当然，有许多活动和事情并非无益 ，我所以放弃它们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