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对英国哲学和文学的赞誉，完全旨在表明：什么是哲学的任务？但它同样没有表达那种纯粹的崇拜。
　　那受到伏尔泰的无限赞誉的唯一作者是洛克（作为《人类理解论》的作者，而非作为《政府论》的作者），因为它在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假问题的过程中，界定了新哲学的普遍方向：“多少理论家写了心灵的故事，一位哲人出世了，他谦虚地写下了心灵的历史。”相反，牛顿和笛卡尔之间的著名比较（第十四封信），并没有减损这两位思想家间的平衡：它的结论表明了牛顿的实验主义哲学的绝对优越性，但他也承认笛卡尔对人类精神解放的决定性且无可匹敌的功绩：“说实话，我不认为，和牛顿哲学相比，人们敢把笛卡尔哲学贬得一文不值。笛之哲学是尝试，牛之哲学是杰作。但是，那把我们带上真理路的人，也许和那自此后便处于这路的终点的人，一样有价值。”（第十封信，第五十八页；又见前面的第五十七页，伏尔泰嘲笑英国的民族虚荣心，英国人把牛顿看作“神话里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无知的人把其他英雄的一切事迹都归功于赫拉克勒斯”。）以同样的方式，伏尔泰对英国戏剧和诗的充满好感的叙述（第十八至二十二封信），并无妨碍他对法国文学的推崇；这另外又导致了这两国的天才人物的命运的比较，尽管伏尔泰称赞英国以才绩为内容的考量模式，但他也对路易十四的保护艺术的政治深表赞誉。
　　伏尔泰的古典主义
　　《哲学通信》的阅读，应该附之以《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XIV）的阅读，其中，伏尔泰对法国的喜爱，表现十足；也应该附之以《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的阅读，其中，他阐明了“历史哲学”。伏尔泰是进步哲学家，他在人类历史中看见了理性和迷信间的持久冲突的戏剧。但是，和孔多塞相反，他并不因此就是相信无限进步的理论家，因为，对他来讲，科学进步的模式，没有“自然”和“习惯”的永恒对立重要：我们能希望的东西只是：人的运气和努力可带来理性的社会生活形式，同样，艺术和文学能被美好的古典观念来确定地规范，最好的社会状态只可能是美好“自然”状态（逻辑上不可超越）的部分的实现（关于18世纪的“自然”和“进步”的关系，见Ehrard,1963,1981,第十二章）。
　　
　　这种古典主义，把他本人引向特殊的哲学立场，这立场并不能归结为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在那主宰着哲学通信时代的洛克的影响之外，还应加上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的影响:它虽然较少被人熟知，但在后来的著述中，却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点，见Pomeau,1956,1969;Alquié,1974。）伏尔泰的“自然神论”不只是奠基于牛顿哲学，而且也奠基于马勒布朗士的哲学，对后者来说，罪恶的存在是完善的创造路的代价。对马勒布朗士来说，上帝只按普遍规则来行动，因此，他便不能避免罪恶和不义，受害者则是它的特定的创造物。对伏尔泰来说，由此生出两个理念，他从中提炼出反基督教的结论：一方面，我们有法权和义务来改善创造物，用理性（尤其是专门）的行为来补充神的意志；另一方面，罪恶以某种方式看来是不可超越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奠基于莱布尼茨的“人间至善”的理念，也不能把它奠基于对上帝就每个人而有兴趣的信仰。这后一项命题，在《咏里斯本灾难诗》（Poème sur le désastre de Lisbonne）（1756）里以严肃的方式被提出，在《老实人》(Candide)(1759)中以开心的方式被提出，它给伏尔泰对人性的辩护设定边界，这预先就反对全部的企图，这些企图也即把罪恶看作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天意或理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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