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哲学通信》
翟小波
【全文】
载于Dictionnaire des Oevres Politiques,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çois Châtelet, Olivier Duhamel et Évelyne Pisie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pp.1196-1201.
《哲学通信》出版于1734年，作者生前曾多次修改并做重要补充，它无疑是伏尔泰的政治思想的最好入门书。在我们当代人眼中，伏尔泰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论辩家。今天，除去若干转瞬即逝的观念外，人们很少能记起他的政治著作，即使他们承认它们（宽容，关于社会的中产阶级的眼光）的历史重要性。在《哲学通信》中，这些观念依然饱含它们全部的新颖亮光；他通过对英国社会、风俗和文学的描述，用轻松惬意的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然而，这些通信还有另外的优点，它们很明白地把那时代争论的问题放到启蒙和传统之间，表明对幸福的理性探究如何与宗教激情的衰退携手行进。为把握它的全部意义，首先应当理解，对1730年的法国人来说，对构成这些通信的基础的人的观念（这观念要比表面看来的形态更复杂更原创）的重建来说，英国代表着什么。
伏尔泰离开法国去英国（1726年），起因于他和罗昂（Rohan-Chabot）爵士的争斗（这爵士先用棍棒打他，后把他投进巴士底狱）。但是，在伦敦寻求社会的新概念，他不是唯一的人，因为，稍迟些时间，修道院长普雷沃（Prevot）(1728)便随后而来，再后来是孟德斯鸠（1729）。当时，打动这些法国文人的，首先是这两个社会的对比，它清楚地表明英国的优势，经济的繁荣和自乌特勒支条约（1713-1715）以来的政治上的强大；对清醒的精英来说，英国的优越地位，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由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确立的），其中最重要者是，它来源于对不宽容和宗教争斗的拒斥（它允许人把努力专注于此世）；相反，十八世纪初的法国的衰落，同样表明它的政治和社会的
宪法的内部的邪恶。另外，英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即使法国，也依然享有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获取的明显的声望），新的社会（就像人们后来称呼的那样，中产阶级的世界）因此不必再伏身于灰暗庸俗之中。伏尔泰的首要优点便是，在带回这两份报告的同时，把它们和独特的源头（人类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这便是《哲学通信》的历史重要性。然而，应该防止夸大伏尔泰的亲英情愫：英国的事态中让他感兴趣者是，它表明更理性的生活的可能性，然而，这丝毫不表明，为自我改善，法国应永远采用和英国相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