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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样规定有助于发挥物权法定纷止争的功能，更加妥当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如果不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一些拾得遗失物的人可以在拾得遗失物后，并不通知权利人或者不送交国家有关部门，权利人在不知谁拾得遗失物的情形下，可能就完全丧失遗失物。而且，即使是在权利人知道谁是拾得人的情形下，也只能请求其返还，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更多的制裁措施，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没有报酬的情形下，也可能心存侥幸不通知权利人或拒不交出遗失物，引发各种纠纷。此外，拾得人不主动通知与送交，权利人就不得不悬赏寻找遗失物，拾得人依据物权法草案的规定，照样能得到报酬，这样的结果只能徒然增加麻烦。相反，如果规定拾得人有报酬请求权，并且规定其故意不通知和送交的，给予相应制裁，可能使拾得人能积极拾取遗失物，并积极通知权利人或送交国家有关部门，能减少大量的纠纷，让权利人的利益能得到更妥当的保护。
其次，这样规定也无损于弘扬道德风尚。道德与法律具有各自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范围，只要不危及人类生存的事情，如果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还是由道德规范去调整。法律只能假设法律的主体是一个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现实中，能做到“拾金不昧”并不要求任何报酬的道德高尚的人只能是少数人。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对于一件要付出自己一定精力但不能获得任何报酬的事情，很可能导致行为人“拾金而昧”。而且，如果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这在法律上也仅仅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道德高尚的人也可以放弃这种报酬请求权而不违反法律。因此，我们可以在道德上弘扬拾金不昧，不要报酬，但是如果有人要求这种报酬也应当满足其要求。
再次，拾得遗失物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规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有可资借鉴的立法例。如《德国民法典》第９７１条规定，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支付报酬。拾得物之价值在一千马克以下者，其报酬为５％；超过者为价值的３％，拾得动物报酬为其价值的３％。如拾得物仅对受领人有价值者，拾得人的报酬应按公平原则衡量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虽然不可照搬，但也不可忽视其对我们的借鉴价值。
综上笔者认为，应对物权法草案的第一百一十四条至第一百一十八条进行修改，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并增加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不及时通知权利人或送交国家有关部门的民事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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