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具体由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契约 (formal contracts)，一类是非正式契约（informal contracts). 非正式契约是指由文化、社会习惯等形成的行为规范（norms)，这些规范没有在正式的合同中写明，从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但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如“终身雇佣制”就属于这样的契约。正式的契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通用契约”，另一类是只适用于单个企业的“特殊契约”，前者包括由政府颁布的一整套法律、条例，如
公司法，破产法，
劳动法，
证券法，
信托法，企业兼并条例等，后者包括公司章程、条例，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合同。
将“
公司法”等法律理解为企业参与人之间“签署”的契约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Easterbrook和Fischel 1991).
公司法是所有公司共有的契约部分，它处理的是所有想组成公司的人都会面临的合同条款。理论上讲，即使没有
公司法，当事人也会通过磋商得出这些条款。但因为这些条款类似“公共产品”，由国家统一提供更为有效。有了
公司法，当人们要组成公司时，他们可以集中于磋商“特殊契约”，他们需要干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根据
公司法选择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二是将
公司法中没有的条款写出来，这就是公司章程和条例（by-law)，它们构成当事人之间契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投票权”（vote right)。拥有投票权也就是拥有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
公司法的契约性质决定了
公司法必须给当事人尽可能多的讨价还价的自由。
公司法的这个特征被称为“可塑性特征”(enabling features). 在美国，
公司法是由各州颁布的（破产法是由联邦议会颁布的），绝大多数州的
公司法允许企业建立任何种类的投票制度。比如说，Delaware州的
公司法允许一“股”(share)多“票”(vote)（甚至无票），允许给予债权人(bondholders)投票权，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投票权是否可以累积，有投票权的人可以自己投票也可以委托他人投票（proxy)，经理可以由股东大会直接选举也可以通过董事会选举，股东可以让董事任职期满也可以让他在中途下台，法定票数可以少于半数，也可以要求绝对多数（如2/3以上多数），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有投票权的人通过投票改变（Easterbrook和Fischel 1991）。 当然，
公司法也包含一些强制性条款，如“票”和“股”不能分开出售，重大的交易活动（如合并）必须由投票决定。
尽管
公司法留给当事人的选择余地是很大的，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如下特征：股东是剩余索取者，拥有“每股一票”的投票权，通过投票选择“董事会”，再由后者选择经理；经理的收入一般由合同薪水加奖金、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组成（因而经理既是合同收入索取者，又是剩余收入索取剩余），拥有对企业日常运行的决策权；债权人拿取合同收入（利息），一般没有投票权，但当企业处于破产时，就取得了对企业的控制；工人拿取固定工资，一般没有投票权。实际的治理结构当然要比这复杂的多。
我们可以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上述特征作出解释。为什么在企业正常运行时，投票权归股东而不是其他企业参与人？因为股东是剩余索取者，他们承担着边际上的风险， 因而最有积极性作出最好的决策（撇开股东内部的搭便车问题不谈）。对比之下，其他参与人的收入是合同规定，在边际上不受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因而缺乏这样的激励。为什么当企业处于破产状态时，企业的控制权由股东转给债权人？因为此时，股东的收益已固定为零，在边际上已不承担风险，缺乏适当的激励，而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成为实际上的剩余索取者，要为新的决策承担风险，因而也最有积极性作出好的决策。为什么经理总是享有一个的剩余索取权？因为经理具有“自然控制权”，为了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得让他们承担一定的风险。由此看来，公司治理结构背后的逻辑是：控制权跟着剩余索取权（风险）走，或剩余索取权跟着控制走，使得二者达到最大可能的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