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一国虽有
预算法，但却不去认真执行，以至于使其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在一国只注重短期的政策调整，而不注重长期搏弈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也使
预算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财政危机的滋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全面贯彻
预算法的原则，真正做到“预算法定”，全面实现收支平衡，才有可能避免财政支出机构的挥霍无度，才能遏制大量不该发生的赤字，有效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从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无论是“预算外资金”及“制度外资金”的存在，还是违反财政收支平衡原则的行为，严格说来，都是置
预算法的精神与规定于不顾，使其形同虚设的结果和表现，它们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在
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的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严格遵行，对预算收入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对预算支出的失控甚至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等等，都是无视
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
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需要顺便提及的问题是，以往的法学研究，往往更注意法律上的权利配置和潜力分配，其实，这些分配最终都会在经济上或利益上有所体现，单纯地在法律进行一般的权利配置是不够的。在公法领域，至少还应当考虑如何从预算的角度，从财政收支的角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限制。这才是战争的“限权”，也才是非常直接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与‘税收国家“的时代，这非常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真正按照国民缴纳的税收，去提供公共物品。因此，解决赤字、财政危机等问题，涉及到广泛的权力分配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非常普遍的法律意义。
（二） 国债法尚付阙如
财政危机直接表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则体现为发行国债、增法货币、增加税收等多种形式。但其中危害较小的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基本问题做系统规定。尽管国债法的立法已被列入立法规划，但似乎步履维艰。直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国库券等方面有行政法规极次简约规定之外，其他大量的有关国债的规定，都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银行、国家计委、证监会等机构单独或联合下发的部门规章级次的文件，而整体性的国债法至今仍然尚付阙如。尽管
预算法等法律也有有关于国债的零星规定，但相关规范的不系统、不配套，也会加大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
预算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之中。
例如，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方面，由于
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相应地，在这些领域，就不应当发生赤字问题、国债问题和财政危机问题。否则，就说明没有贯彻上述的规定，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没有做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不仅是这由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例如，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是，仅乡镇级次的政府的负债，就高达2000多亿，而这个级次的政府又主要是通过“自养”来解决经费问题的，如果同样依赖国家财政支持，则国家的财政压力就会更大。但是，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其他级次的地方政府，从
预算法的形式规定上来看，都不具有发行国债的潜力。如何弥补财政漏洞，是通过收费的形式，还是通过其他的形式？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各级政府的面前，这也是事关如何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从现行制度明确给出的合法依据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投资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才带来了前述学者对债务依存度等问题的诸多不同看法。要解决好这些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就不能仅靠学者的争论，还应当在充分吸纳各国经验和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债基础，有效地进行立法并认真执行。
国债的发行规模和结构，是国债法应当规定的重要问题。在目前没有专门国债法的情况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作出专门决定，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并应当依
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消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由于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明确地规定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等问题，因此，权力机关的监督有时缺少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纵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三） 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看，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当然，这里的“法”还只是广义上的），从而使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都主要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
税法的刚性不足，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体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如各种“过头税”），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则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债权（如通常所说的“人情税”），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的规定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规定，以及实践中更大量的超越税法规定增加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样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构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例如，法定的税率、税收减免范围，甚至纳税主体，都可能在未经立法程序的情况下被篡改，税收法治现状如斯，其对依法稳定获取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无须多言。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体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
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风险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