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各国预算法的基本原则，[8]甚至在许多国家的
宪法上都有规定，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平衡，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赤字，也就不会产生财政危机的问题。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收支平衡问题上，与变化万千的经济社会一样，经济学家的主张往往是多变的，这与法律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凯恩斯主义强势时期，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搞“赤字经济”[9]鼓吹赤字财政政策；即使主张财政的收支平衡，也往往强调“周期平衡”，而不要求年度平衡。如果这些主张成为官方的主张并影响到具体的预算活动，则会在一定的时期，形成与
预算法所要求的收支平衡原则的背离，必然会生成大量赤字，埋下引发财政危机的种子。
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单纯的“赤字财政”已风光不再，收支平衡原则得到了实质上的重申。压缩赤字，防杜财政危机的发展，由成为各国的重要目标。伴随着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法律周期的不断变易，[10]赤字规模的变动亦呈现出周期性，表现为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和法律调整而出现赤字先增高后降低的运行轨迹，从而形成一系列“倒U曲线”。对于这种尚待未来发展检验的推测，本文称之为赤字的“倒U假设”。[11]同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所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假设”类似，赤字“倒U假设”类似，赤字的“倒U假设”表明，财政赤字并不是无限趋大的，当赤字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无论是基于解决财政危机的压力，还是迫于合法性的压力，甚至是由于经济崩溃或政府更迭等原因的出现，都会导致赤字规模的下降。这种“倒U”曲线，类似于正弦曲线或波浪线（可能连续，也可能断裂），在总体就是要趋向于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实际上就是收支平衡的一种状态，只是达到这种平衡，才能化解财政危机。
当然，国家公共经济的经营是很复杂的，在实践中，收支未必能恰好相抵，因而
预算法一般也容易需要允许在资本性预算中列赤字，但在经常性预算中不得列赤字。这实际上仍是对传统的收支平衡原则的重申，因为传统的预算，主要是经常性的预算。无论是强调“量入为出”，还是主张“量出为入”，落实到
预算法上都是强调收支均衡，以发挥财政收入的价值，确保纳税人的权益。然而，
预算法的执行总是不够严格的。赤字的发生和扩展，往往是在预算执行中追加支出造成的。为什么支出一般会超过收入，为什么政府总是入不敷出？为什么“一年预算”，要“预算一年”？政府的各种投入（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投入），是否都是为纳税人谋福，是否都在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如果不是，则多增加的支出，或赤字的生成，是否还具有合法性?是否违背宪政精神？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
事实上，在一国虽有
预算法，但却不去认真执行，以至于使其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在一国只注重短期的政策调整，而不注重长期搏弈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也使
预算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财政危机的滋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全面贯彻
预算法的原则，真正做到“预算法定”，全面实现收支平衡，才有可能避免财政支出机构的挥霍无度，才能遏制大量不该发生的赤字，有效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从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无论是“预算外资金”及“制度外资金”的存在，还是违反财政收支平衡原则的行为，严格说来，都是置
预算法的精神与规定于不顾，使其形同虚设的结果和表现，它们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在
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的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12]，国库收付制度的严格遵行，[13]对预算收入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14]对预算支出的失控甚至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等等，都是无视
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
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需要顺便提及的问题是，以往的法学研究，往往更注意法律上的权利配置和潜力分配，其实，这些分配最终都会在经济上或利益上有所体现，单纯地在法律进行一般的权利配置是不够的。在公法领域，至少还应当考虑如何从预算的角度，从财政收支的角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限制。这才是战争的“限权”，也才是非常直接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与‘税收国家“的时代，这非常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真正按照国民缴纳的税收，去提供公共物品。因此，解决赤字、财政危机等问题，涉及到广泛的权力分配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非常普遍的法律意义。
（二） 国债法尚付阙如
财政危机直接表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则体现为发行国债、增法货币、增加税收等多种形式。但其中危害较小的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基本问题做系统规定。尽管国债法的立法已被列入立法规划，但似乎步履维艰。直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国库券等方面有行政法规极次简约规定之外，[15]其他大量的有关国债的规定，都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银行、国家计委、证监会等机构单独或联合下发的部门规章级次的文件，而整体性的国债法至今仍然尚付阙如。尽管
预算法等法律也有有关于国债的零星规定，但相关规范的不系统、不配套，也会加大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
预算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之中。
例如，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方面，由于
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相应地，在这些领域，就不应当发生赤字问题、国债问题和财政危机问题。否则，就说明没有贯彻上述的规定，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没有做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不仅是这由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例如，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是，仅乡镇级次的政府的负债，就高达2000多亿，而这个级次的政府又主要是通过“自养”来解决经费问题的，如果同样依赖国家财政支持，则国家的财政压力就会更大。但是，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其他级次的地方政府，从
预算法的形式规定上来看，都不具有发行国债的潜力。[16]如何弥补财政漏洞，是通过收费的形式，还是通过其他的形式？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各级政府的面前，这也是事关如何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