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共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
何怀宏
【全文】
很少有人像罗尔斯那样对一本书倾注了那么多心血，表现了那样持久的耐性的。在罗尔斯于一九七一年出版《正义论》之前二十多年，当他还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就已经有了一个类似于后来《正义论》中“原初状态”的初步设想，但他没把它整理出来，都还只是些笔记，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其正义论的主要观念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直到六十年代末，他才决心将其思想写成一本系统的著作，开始他以为只写了350页左右，后来印出来却有587页，不仅在内容和意义上，在篇幅上也成了一本大书。
我们不必赘言《正义论》出版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后又是二十多年，罗尔斯虽然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仍然都是对《正义论》的补充和修正。一九九一年三月，罗尔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还想写两本书，一本叫《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个简略的重述》，另一个是要把他一九八○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汇集成书，在那之后，他说，“一个停止写作的时期就将来临”。
现在罗尔斯许诺过的后一本书已经问世(前一本《重述》还只有打印本)，这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去哈佛时正值此书刚出，它被摆放在各书店醒目的位置，而《正义论》作为各书店的基本保留书之一也仍然随处可见，已备每年入学的新生购买。
一九八九年，在一次名为“罗尔斯正义论的最近发展”的专题讨论会上，阿森纳指出罗尔斯的观点在《正义论》之后有三点主要变化，一是诉诸康德式的“人”(person)的概念；二是承认其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康德式个人的理想社会，亦即现代民主社会，而暂不考虑跨文化的应用问题；三是越来越意识到并重视社会多元化的事实，区分公、私领域，强调正义只是政治的共识。这里已经预示了罗尔斯思想后来变化的某些主要方面，但当时尚不可能予以充分全面的说明，那么，时已迄今，在《政治自由主义》及其之后，罗尔斯的观点究竟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政治自由主义》由基本要素、主要观念、制度框架三部分共八讲组成，它从两个基本问题开始：第一，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里，公民们合作的公平条件是什么？第二，而对作为自由制度必然结果的合理多元化事实，人们互相宽容的基础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也可以合并为一个：在一个其自由平等的公民被合理的宗教、哲学与道德理论深深分裂的社会中，正义与稳定如何可能？罗尔斯联系民主传统的两派来阐述这两个基本问题：一派是洛克，他所重视的是“现代自由”(按照贡斯当的划分)，即更重视思想与良心的自由，重视人身与财产权以及法治；另一派是卢梭，他更重视“古代自由”，即更重视平等的政治自由以及公共生活的价值。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正是试图调和这样两派，或者说调和自由与平等，所以，罗尔斯说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平等主义的，亦即一方面强调自由的优先性，强调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质的而非仅仅形式的政治自由与机会平等，他承认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容有某些差别，但这些差别应当首先考虑从是否能最有利于那些处境最差者、是否能最有利于最贫困群体的标准去衡量和核准，因为，不仅造成差别的社会条件是偶然的，造成差别的自然因素，或者说天赋在人们中间的分配也是偶然的，因而应当把人们的天赋也在某种意义上视为社会财产，对天赋条件较低者予以补偿，这就是他的引起广泛争议的著名的“差别原则”，例如，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评论说，这是以“各取所需”的原则代替“按劳取酬”的原则，“在罗尔斯那里，我们看到现代哲学最全面地努力支持一种社会主义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