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骚扰”立法也应该缓行，不宜急躁。
7．从法律实施的保障制度上讲，“性骚扰”之执法和司法无法良好运作。
法理学认为，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关的配套保障制度，否则难以收到立法索要追求的法律实效。就“性骚扰”立法而言，由于我刚才谈到诉讼成本很高，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要保证该项立法能够有效实施，就必须有降低上述成本、减少上述风险的相关制度。国外有专门的保护女性不受骚扰的民间团体，妇女在遭遇性骚扰时可以借助这一民间团体的力量；有民间调查机构，性骚扰案件可以委托该机构帮助取证；还有专门的投诉机构等等，这些都属于性骚扰立法的一整套社会运行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和制度，来保障“性骚扰”执法和司法的良好运作。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并不完备。
因此，不具备完善的保障法律实施的配套制度，是难以将一些本来就具有复杂性的立法有效付诸实施的。“性骚扰”立法之所以被一些人说“不”，不能否认这方面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性骚扰”立法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但目前为止尚不具备操作层面的可行性。
二、性骚扰立法的过渡措施建议
尽管我认为现阶段“性骚扰”不宜草率写进法律，更不宜专门立法。但我个人认为，法律对“性骚扰”现象又不能坐视不管。既然“性骚扰”立法在当前不具备可行性，但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对该类现象涉及到的妇女的权益从法律上进行倡导性规定，这是“性骚扰”专门立法之前的一种过渡性操作办法。
具体做法上，我个人认为，可以在《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妇女的性的权利应受保护”或者“妇女的性的权利不受侵犯”等倡导性条款，以强化对妇女性的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性骚扰现象的一种立法回应。在立法上，我一直主张“宣示或者倡导意义的条款”仅限于权利条款，而不能设置无法操作的义务性条款。设置义务条款的前提必须是概念清楚、责任也同时跟进。因为在我看来，权利受法律（广义）确认的层次越多，越反映了国家对权利享有者的保护态度。比如，我国《
宪法》、《
民法通则》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尽管也规定了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而性的尊严属于人格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无须在加以重复，但我个人认为，仍然有专门化强调之必要性，因为这一种国家态度的反应。当然，某类群体是否受到多层次法律确认其权利，是由该类群体的固有性质与生存现状决定的，妇女的性的权利容易遭受侵扰，性骚扰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与妇女的生存有了或多或少的牵连，所以有必要专门作出倡导性的权利条款，保护妇女的性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