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性骚扰”入法说“不”-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因此，我认为，法律责任的追究是对“性骚扰”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方式，在现行法律体系没有对法律责任作出相应修改之前，“性骚扰”写进法律，无异于“隔靴搔痒”，它真正能够发挥出立法的多少功能，不无疑问。
　　5．从诉讼成本上来说，“性骚扰”诉讼将会付出大量成本。
　　我个人认为，“性骚扰”诉讼在现阶段必然会给原告甚至被告带来成本上的不利益。首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取证和举证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较大成本付出，因为性骚扰行为的隐秘性，导致其取证困难甚至“取证不能”，花费大量的精力最终获取的是“零收益”甚至亏本，这是一个理性诉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其次，诉讼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性骚扰诉讼是一种维权诉讼，其人身性利益特征决定了当事人比财产性利益诉讼更要谨慎，因此，通过和解、调解或者其他非公力救济手段，可能会节约更多的时间，一旦推向到法庭，时间成本必须计入；再次，由于性骚扰多发生于不对等关系当事人之间，如上司和下属、教师和学生、法官和律师、客户和业务员、医生和患者等，所以很容易发生被报复之风险，尤其在当前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等尚未发育完全，原告必须考虑到起诉之后给自己带来的各类潜在风险；最后，在性观念尚出于保守时代的今天，“性名誉”仍然是大部分人尤其是女性的珍爱，如果将自己的性遭遇诉诸法律，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基于上述各种成本的现实考虑，性骚扰者通常会选择沉默，而不是动辄就诉至法院。香港的民间组织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发现受到性骚扰的女性65％以上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收到妇女被性骚扰的投诉中，有六至七成的投诉人，后来被雇主解雇。大陆的有关调查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
　　6．从社会心理上讲，“性骚扰”立法不利于和谐人际交际秩序的构建。
　　我个人认为，立法在考虑到某类群体的权益保护规定之必要性时，同时也要考虑到立法对整个社会系统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性骚扰”立法而言，由于“性骚扰”本身的定义难以界定，一旦立法将其笼统确立下来，将会赋予妇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一旦被滥用，将会给男性心理上带来不小的冲击。因为与女性交际时，其相当一部分心理活动会被“是否可能被指认性骚扰”所占据，尤其是当面临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时，这种心理反应会更加强烈，从而形成恐慌。蔓延起来，将会给人际交际行为尤其是异性交际行为的和谐性带来障碍。事实上，一些调查已经证实了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