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司法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如果不承认最高法院适当发挥积极的政治功能，司法体制改革难免胎死腹中或者夭折的命运。这并不是说审判权必须介入政治性决策，更不意味着把“司法政治化、政治司法化”作为法院发展的方向，而仅仅强调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有可能及时洞察某些少数意见将转变为多数意见的社会趋势，从而可以提前在制度框架中表达这种少数意见、促进对少数意见的政治认知、使公共决策更加明智而富有弹性，避免多数派的专制和僵化以及代议机构因讨价还价的妥协而造成的盲点。 实际上，这样的政治功能与法院的现有职权定义并不矛盾。一般而言，审判机关的作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解决私人之间过去发生的纠纷和指导私人之间未来的行为。后一个方面的作用涉及权利以及法律规范的宣告和创造，需要进行政治性判断。正因为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法律规范继续形成和完备甚至导致新权利、新政策的诞生，所以围绕审判的社会互动才有意义，司法参与才成为公共课题。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的历史性巨变之中，但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共识和国政方针――在这样的状况下同时强调变法与守法的结果，只能是大幅度增强最高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和功能。
【注释】 1 《
宪法》第
127条第１款、《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0条第１款。
2 以《
宪法》第
129条、《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8条为根据。
3 关于在现代法治中确立审判权的优越地位的意义，高柳贤三著《司法权的优位――理论和实践》（东京，
有斐阁，1958年改定版）中进行了详尽的评述。
4 《
宪法》第
135条。
5 《
宪法》第
126条。
6 《
宪法》第
128条。
7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44条第（6）项。在理论上，人大对法院的监
督功能不涉及具体案件的纠正，参阅蒋惠岭：《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载《人民司法》，1995（10）、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7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 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法发［1998］第26号）。
9 对于个案监督，法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参阅王凡：《浅议地方人大的个案监督》，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１期；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权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的冲突及其调整机制》，载《法学》，1999年第１期；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载《法学》，1999（９）；“人大怎么监督司法”特集，《法制日报》，1999－10－20。
10 《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0条第２款。
11 关于最高法院监督权的概念内容，Cf. Susan Finder,"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Journal of Chinese Law Vol.7 (1993) pp.163～164. 监督既是权力，也是责任，所以在中国曾经出现过1200名公民以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监督不力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这样极其离奇的案件，详见报道《1200人为何“错告”最高人民法院？》，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6月２日号。
12 准确的表述是“双重领导，地方为主”。自1988年底开始，最高法院一直试图推动以加强上级法院权限为宗旨的改革实验，但迄今为止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参阅郭纪胜：《法院管理概论》，154～155页、217页以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169页以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修订本；蒋惠岭：《司法权力地方化之利弊与改革》，载《人民司法》，1998（２）；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５）。其中因地方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承认诉讼费用留成的权宜之计，虽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法院经费制度，增强了法院系统的独立性和内部联系。有关问题和相应的改革举措，参阅沈德咏：《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院体制》，载《人民法院报》，1994－６－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部分诉讼费用具体解缴事项的通知》，1996－９－６；《
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财公字［1999］第406号）；《人民法院诉讼费征收办法》（法发［1999］第21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