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客观地看，我国的第三部门在三农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得还远远不够，离西方发达国家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最明显的表现是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村第三部门，仍然带有明显的第一部门附属物之色彩，其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工作方式、业务范围都是按照第一部门来进行的，行政手段为主，缺乏村民自治内容。本来，村委会作为三农治理中的第三部门，应当一肩担负起两大方面的任务：一是扮演农民与市场之间的第三只手，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扮演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只手，弥补政府失灵。但是，现实中的村委会却往往只扮演后一种单一的角色，而且，由于村委会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某村的村民只能（而且必须）加入本村的村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契约化谈判和自治化选择的余地，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把行政机关那一套严格按地域划分的办法移用到了第三部门的设置上。其造成的后果就是，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而且还往往表现出凌驾于市场法则之上的“准行政身份”，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处于这种“超优博弈地位”的行政化的所谓农村第三部门，就根本没有压力、没有动力去真正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反而常常超越市场、取代市场，把原本不失灵的领域也变成了失灵。[21]因此，我国三农问题要得到妥善治理，必须在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法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本土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关于此，囿于篇幅，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详细探讨。
作者简介：
刘大洪，男，湖南武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会长。正式发表科研成果总计500余万字，专著6部，教科书工具书30余部，部级省级科研课题5项。
李华振，男，河南周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人员，硕士，在国家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00多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本文来源：经济学家（网络版）
【注释】] 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三部门”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它被西方学界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而正式提出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虽然“第三部门”之称谓还没有出现，但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却早已出现了第三部门的萌芽。因此，本文为了研究时进行论述的方便，就把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现的此类事物也以“第三部门”统称之。
【参考文献】[2] 张彩丽.美国与中国“三农”政策的比较及其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92-96. [3] 王东京.西方发展是一面镜子[J].农业经济问题,2004,(6):69-74. [4] 张莉等.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及其社会功能[J].社会科学,2000,(9). [5] [英]约翰·格林伍德、戴维·威尔逊.英国行政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0-52. [6]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31. [7]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1). [8] “市场达尔文主义”是指把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淘汰法则移植到市场经济的领域中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的支配下，认为“强者恒强直至垄断、弱者永弱直至淘汰”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9] 李华振.民工荒呼唤修改
劳动法[N].工人日报,2004-12-06(7). [10] 王小岩、刘保国.试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2):12. [11] 刘大洪.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12] 王慧博.国家对社会的催生——析公民社会理论的本土适用性[J].探索与争鸣,2004,(12):20-21. [13] 李恒光、李峰.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J].东方论坛,2004,(5). [14] [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211. [15]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A].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2. [16] 于建嵘.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11-16.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C].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77-478. [18] 于建嵘.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11-16. [19] 于建嵘.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11-16. [20] 李锦顺.建立农民协会的可行性分析[J].许昌学院学报,2004,(1):22-24. [21] 李华振.劳资弈局中的政府角色[N].解放日报,2005-02-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