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本书的作者尽管个人背景、研究领域、思想及知识认识水准不尽一致，但有些共同点，即：两人都是在生前受到政治迫害而在死后被官方平反；两人都在思想窒息的时代依然坚持独立思考；两人在思想上都没有「离经叛道」──都受到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两人都有不为发表而写下的有思想性和有批判性的文字。尽管如此，两人的遗作在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仍然遇到出版或再版的困难。
中国
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这只是抽象的规定。由于中国没有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宪法条款原则上也不在法院直接适用或援引，因而
宪法规定的权利通常缺乏有力的司法保障。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例。2002年8月4日，一位北京律师在出差香港回北京的旅途上，买了本名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历史书，却被北京机场海关以走私违禁出版物没收。此书为国内历史学者所写，作者根据详实的历史资料对延安整风运动提出了一些与官方以及大陆党史学界主流不大一致的学术观点21。这位遭到海关没收处罚的北京律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2年6月19日，法院作出了维持首都机场海关处罚决定的一审判决。22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03年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因此作出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和撤销首都机场海关2002年12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终审判决。23 这个判决本来是对保障学术自由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然而，11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就该案进行了再审。结果该法院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再度作出撤销本院上述行政判决、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和维持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终审判决24。
这样，一本由大陆学者撰写的涉及六十年前历史事件的学术著作不仅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且还禁止从大陆之外的地方购买和携带入境，尽管此书在中国许多大学图书馆都可以借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两个半月内出尔反尔的两个终审判决，可以从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司法体制和出版体制的现实状况。至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学术著作的出版自由，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司法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迫使教授往指定刊物发表文章或者一味强调出书数量的现行学术管理体制，带来的影响决不仅仅是一般学术品质方面的，还会带来损害学术自由乃至思想自由的深远后果25。
历史上有过许多压制学术自由妨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教训。这里只举距离现在较近的两例：一个例子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用政治镇压的手段压制遗传学科学家，结果对苏联的生物遗传学、农业科学以及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后果26。另一个例子是上个世纪50年代，即中国「全盘苏化」时期，顾准曾提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应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的学术观点27。但这一观点却遭到批判并成为顾准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罪证」之一。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形势下，中国却维持了三十多年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