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中国这样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官本位的学术管理体制更容易起到压制学术自由的作用。过去，在中国压制学术自由的主要是来自政治运动的高压，当今在中国压制学术自由的原因虽然还与政治有关，但日常表现形式则是官本位的学术管理体制，如「数字化」管理模式以及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等16。目前，中国各个大学都在热心实行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统计，并以此决定每个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职称、岗位津贴、奖金甚至住房和其它待遇。然而，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一种「潜规则」，即在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涉及到敏感领域或者有独立思想和深刻批判性的文章，往往是不大可能发表或完整发表的。这样，迫使或限定学者们都往这类刊物发表文章，其对学术思想自由方面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中国大学要求教师盲目追求出书数量的管理体制，不仅催生大量平庸之作和学术垃圾，也起到压制学术自由的间接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及出版的自由程度已远远大于「文革」以及之前的时代，但是仍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著作难以出版，或者出版后也难以再版。这里仅举两个人的遗作在中国出版难的实例。
一个是《顾准文集》。这是一本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极少见的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社会科学著作。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和自学成才的学者。由于其不盲从和不惟上的正直品格，1952年顾准就被免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职务。反右运动后，顾准又因「反苏」言论和经济学观点以及探索「民主社会主义」等「罪名」，先后于1958年和19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7 尽管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甚至在妻离子散和身患癌症的艰难逆境之下，顾准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对有关中外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深刻见解。 然而，在「文革」之后顾准的遗作由其弟陈敏之整理并准备出书，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出版困难，前后费时十八个春秋，在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苦之后，后来还不得不先移至香港出版18。1994年中国大陆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终于侥幸出版了《顾准文集》──这本书除了收集了一些顾准生前发表过的部分论著外，最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是一些不为发表而写的私人通信集。遗憾的是，《顾准文集》很快就成了绝版，多年来在大陆图书市场上已见不到该书的再版了19。
另一本书是《王申酉文集》。王申酉（1945－1977）于196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本应于1967年毕业，但由于「文革」时遭到迫害，长期留在华东师大，当了十年「待分配学生」。在当时非常有限的图书条件下，王申酉认真研读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王申酉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与官方宣传的观点不一致。所以，他因在所写日记和给女友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被人发现而遭到逮捕，并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被上海市法院判处死刑，同年4月27日执行枪决。《王申酉文集》收集了王申酉被关押期间的供词、以前的日记以及给女友的信件，主要内容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苏联、中国革命以及现实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和批判。 《王申酉文集》一书的编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寻找出版社，但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够出版此书，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在香港出版。《王申酉文集》的主要编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并写入党纲和
宪法的国家，为甚么偏偏不允许出版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分析现实社会，得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相同结论的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作？」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