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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3年，英国工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就提出废除产业工人的计件工作制度。真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大学教授非但不如现代公司的雇员13，中国大学还再现了近代小作坊式的计件工作制度，教授被正式地贬低为计件工。这种世界独创的培养学术庸才的体制，对中国学术研究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二）大学教授成为小时工
大学教授成为小时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实行课时费制度。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大学也实行起了课时费制度，即教师在微薄的基本工资之外，根据上课的小时数可以获得一定的讲课津贴。由于课时费主要来自各个教学机构自身的「创收」，课时费的多少不仅因大学有所不同，在同一大学内的不同院系也有明显差距。如果说课时费还曾有过一点儿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补助了教师的收入，但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的正常途径还是应该通过增加基本工资。
事实上，课时费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首先，课时费制度把教师变成了一个按工时取得收入的小时工，这与从事复杂的智力活动的教师职业是不相符合的。其次，本来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通过课时费来提高教师上课积极性只能导致教师斤斤计较和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而且，由于一些热门专业的教师可以通过在社会上各种预考班上课或走穴式的演讲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课时费并不能达到提高这类教师上课积极性的目的。第三，研究生学分制是学校业务行政部门确定的，由于学分较多，许多院系因人设事地开设研究生必修课，再加上半个世纪前从苏联照搬来的政治思想必修课，结果造成研究生课程负担过重，整天为了学满学分忙于应付各种课程。由于研究生缺乏对特定专题的阅读和研究时间，结果成为不搞研究的听课生14。第四，课时费制度只求数量不求品质，最终可能会使大量低品质的教学充斥大学课堂。
作为课时费制度的延伸，在大学里一个教授完成的各种工作量也都与经济收入（奖金或津贴）挂钩。例如，在许多大学，教授每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或一名博士研究生，都会获得一定的类似课时费的金钱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招收研究生不仅可以体现好大喜功的大学领导的「政绩」，也与每个教授个人的经济收益有联系。很自然地，既是计件工又是小时工的教授们都愿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大量招收博士研究生。一个教授同时指导上十名甚至几十名博士研究生的「壮观」随处可见。所以，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局面有着大学内外多方面的促成因素。
三 「数字化」管理模式与学术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官本位的管理体制的最突出特点表现在片面追求数量。这种所谓「数字化」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显示大学内各级行政官员「政绩」，同时也便于有效地管制大学教师15。事实上，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不仅妨碍了学术品质的提高，而且还损害到了学术自由。
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一些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要经过长期的探索，而且未必能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发表在著名的杂志上。如美国物理学家米歇尔‧费根鲍姆早期很少发表论文，他的有关混沌理论的研究成果（「费根鲍姆常数」）也只是发表在一个毫无名气的杂志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九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但最后却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要是费根鲍姆、怀尔斯这些科学家在中国大学当计件工式的教授，恐怕早就该下岗了。中国之所以难以出现世界一流的开拓型科学家，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缺乏学术自由的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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