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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教授被贬为计件工
大学教授成为计件工是近几年突显的现象。其中一个起因是自90年代末以后，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得到政府的特别资助而建立起岗位津贴制。官本位的大学体制必然会产生等级制度。为了分配这些钱和便于官本位的行政管理，这些大学便根据每个人发表文字作品的数量把大学教师人为地硬分为三六九等，并每年都根据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的数量作为硬性标准进行评岗定级。8这样，大学就建立起了与教师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急功近利和等级式的人事管理制度，教授也被正式贬为计件工人。由于中国大学教师基本工资不高，明显低于岗位津贴，为了争取得到更多的岗位津贴，教授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凑数。
除此之外，许多大学及其院系还建立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金钱奖励或补贴机制，并且还把这类期刊又分为与具体论文学术水准毫无关系的不同等级。有的大学及其院系给予发表在某些高级别「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奖励金额相当高，可以说是重赏了。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说。不过，过去「勇夫」通常是指为了获得重金的卖力者或卖命者，而现在却是大学教授们为了赏钱通过在「核心期刊」上多发表论文去争当「勇夫」。可以断定，这样的「勇夫」在权势面前很可能就会成为真正的懦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论文的品质评判标准不是取决于论文本身的水准和时间的检验，而是取决于所发表的期刊。这种金钱奖励与其说是奖励文章本身，不如说是奖励文章所发表的期刊。9这意味着即使是毫无创见的平庸之作或学术垃圾，只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就会得到大学各级学术机构的认可和奖赏，而那些真正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如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就被完全打入冷宫。这大概是世界学术历史上中国的一大「发明」──践踏学术的制度！
可见，当前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急功近利，即在制度上鼓励教授像计件工人那样追求产品数量。由于在「核心期刊」上多发表论文是既有名又有利的事情，不少教授为了争眼前的名利，不惜出卖学术良知，不顾学术基本规律，抄袭、剽窃、自我重复、一稿多投、让学生代笔等。然而，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水准究竟如何，凡是严肃的学者都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包括这些「核心期刊」在内中国学术界到处都充斥着平庸「学术」作品：东抄西抄的毫无创见之作，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之作，拾人牙慧的食洋不化之作，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之作，维护权势的歌功颂德之作，等等。官本位的体制也必然产生特权或垄断机制。某些获得学术垄断地位的「核心期刊」出现了与投稿人之间的金钱交易现象10。中国的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自然应运而生。大学本来是追求真理的圣洁地方，但在中国大学却成为从制度上鼓励人人争名夺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大学里，被级别、金钱和名利塞满脑子的教授们能教出甚么样的学生呢？
作为大学计件工制度的另一表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及其院系还以个人出版著作的数量作为评职定级的主要参考依据。为了鼓励人人都当高产作者，一些学术单位对出版书的作者也给予高额奖励，而不论是否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事实上，许多以「学术著作」为名的书不过是一些教科书式、综述性、译介或普及性的读物。当然，其中某些普及性或杂文随笔之类作品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但这类作品毕竟与学术著作有一定区别。有些自以为是学术著作的作者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懂，因而其作品硬伤累累。但另一方面，在目前这种只鼓励学术快餐的体制和氛围下，坚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反而成为不识时务的「异类」而受排挤。
现在每年写出一本或几本书的学者愈来愈多，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学术著作恐怕就难说了。按理说学术著作至少应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如作者应当首先掌握所研究专题或特定领域在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直接查阅引用原始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11，在重要的学术观点或研究方法、视角等方面应具有独创性或对前人的成果有所超越，全书还应主题集中并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严谨的学者是不轻易把自己写的书定性为学术著作的12。一本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往往要经过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能产生。有的学术作品可能要花费作者终生的时间。所以北京大学历史专业曾有「一本书主义」的学术传统。即使对优秀学者来说，一生能写出一本真正有原创性并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然现在经典著作早就泛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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