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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数量「政绩观」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近几年在中国的大学里再次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例如，短短的几年之间，中国研究生的数量激增，其中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竟跃居世界前列。4 与此同时，中国各级官员的学历也骤然提高。尽管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还相当落后，还有亿万文盲和半文盲存在，但有着博士头衔或硕士学历的官员数量却明显地超过了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
教育「大跃进」还表现在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一个人一年之内写十几篇乃至几十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著作」的现象屡见不鲜，著作等身、互相吹捧起来的中青年「大师」「权威」比比皆是5。但当今人文社科学者中，实际上很少有人的学术功底能达到1949年以前有成就的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家学者（如学术界公认的一些国学大师）。正如翻译家和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所叹息的那样：老一辈学者大都惜墨如金且非常自重，「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6。
此外，近年来中国大学办学规模也愈来愈大。原来的专科学院纷纷升格为大学。原来的复合型大学也进一步扩充为「大而全」的超级综合型大学。为此，以剥夺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兴建大学城的圈地运动也随之四处蔓延。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大跃进」，虽然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简单重复，但依然可以看到相互之间体制上的联系脉络。若仅以数量和发展速度来衡量，中国已出现许多「超世界一流」的大学了。然而，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一学术上最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是令人担忧的：抄袭、剽窃、低水准重复已成为「学术」作品的常态，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不用说与国外著名大学比较，现在中国大学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明显地落后于七、八十年前提倡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在这样的学术管理体制下，还奢谈甚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给人以滑稽之感。
尽管中国的学术处在这样的低水准状态下，全国各地年年都大张旗鼓地搞各种级别的学术评奖活动。例如，在既没有经过学术界同行广泛认可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检验的情况下，全国每年都评选「优秀博士论文」（其中多数都未出版），获奖者可以获得五十万元的科研经费7。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表的文字作品东抄西抄还泛滥的情况下──很少有作者认真查找和阅读原始资料尤其是各种外文文献，过多的评奖或强调所谓「核心期刊」论文「引证率」只能起到误导、炒作和对急功近利管理体制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导致学术浮躁及腐败的基本内因是官本位的大学管理体制。教育事业以及学术研究对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素质所产生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甚至会贻害几代人。因此，我们不仅要找出产生学术腐败的基本内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一不合理体制的主要症结。
二 计件工、小时工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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