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合创型”农业合作推动农民进行合作的本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本文认为，我国农业法律和政策所给予一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优惠和便利，也应一体适用于“合创型”农业合作，甚至，由于该种农业合作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的特殊优越性，有关部门还应考虑因地制宜的给予特殊的立法照顾。
具言之，对农业合作项目、农业合作组织可能给予的主要优惠和便利包括：
1、 税收优惠。
对农业合作组织的税收减免方面的优惠在各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有美国学者认为，税收优惠在实践中促成了许多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因为农业合作社不如营利性企业有效率，所以“税务上的豁免是这些企业还能继续生存的根本原因”[11] 。这主要是体现在对农业合作社的双重纳税义务的豁免，即农户只需就个人最终所得纳税，而合作社本身不需要就所得纳税。——显然，双重纳税义务的豁免问题在我国普遍承认农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之后将变得极具现实意义。
我国《
农业法》第
四十条规定：“国家运用税收、价格、信贷等手段，鼓励和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性投入和小型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投入。”这一原则性阐述显然还比较抽象，需要进一步细化。而“合创型”农业合作作为一种先进的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投入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显然也更应该获得税收方面的扶助。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如前所述，“合创型”农业合作的成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启动的外部合作创业基金的实力。因此，鼓励各界向外部合作创业基金捐款，如允许捐款者在纳所得税时将捐款扣除等，也是有必要的。我国《
农业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设立各种农业建设和农业科技、教育基金”，这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种国家的表态而已，但将这一条扩大到对外部合作创业基金的支持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2、 反垄断法豁免。
国外农业合作组织在特定行业的出现和繁荣，往往和该市场中的竞争不完善有关，“在那些存在一定程度的买方自然垄断的领域里，总是有特别多的合作社”（进行农产品销售）[12] 。所以法律往往允许农业合作组织进行一定联合行为以增强自身力量。以美国1922年Capper-Volstead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豁免了农业合作组织所能采取的行为，甚至包括集体协调定价等。
这个问题在中国现有环境和现行法律中还没有太多体现，但随着“合创型”农业合作方式等对农业合作规模的扩大，以至于像美国那样，使得该种组织能在许多行业中和商事公司分庭抗礼的时候，显然反垄断方面的豁免也将成为国家对之扶持的一种重要扶持方式。
3、 财政、金融扶助。
在历史上，美国联邦政府曾通过特别信用补贴的方式对农产品合作社进行了扶持，这主要包括一个由联邦政府以无息资金投入资助的专为合作社服务的银行体系，这些银行除了有权以发行免税债券的方式融资以外，在1944年前还享受直接的利息补贴。[13]
我国《
农业法》第
四十五条也规定：“国家通过贴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贷款。”现实中，国家对专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在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引进人员培训、农产品促销等方面的财政补贴。以及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包括财政贴息、专项资金扶持在内的一些优惠待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中农合创”项目为例，实践表明，合创型农业合作项目由于相对规模更大，技术含量的提高也带来了资金面的较为紧张，所以对财政贴息和加大对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无抵押小额信贷以及其他扶贫专项信贷的支持，是项目运作者目前特别期望获得的待遇，也初步得到了全国人大专题视察组的肯认。
三、合创型农业合作中的法律问题（一）：政府的作用与定位
由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尚不发达，市场信用体系和自律性也不够完善。因此在组织较大规模的合作活动时，政府作为一个相对高效的组织体和较高公信力拥有者，作用就比较突出了。全国人大对“中农合创”项目的专题视察报告即认为，该项目取得较好的效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机制、资源、功能等方面成功实现了几个嫁接，即政府行政组织与中农合创项目规范、高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嫁接；政府充足的体制资源与中农合创团队广泛的人才、资金、信息、社会资源的嫁接；政府现有的领导、规划、计划、干预等制度功能于中农合创模型服务、创新功能的嫁接”。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方向是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且在“内生型”的农业合作范式中也仍然不应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对以“中农合创”为典型的这样的“外生型”农业合作方式中，应当注意到地方政府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和适当利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