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形也表明，以侵权责任替代添附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添附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并非都是基于非法行为产生的。正是因为不能以侵权代替添附，因此不能否定添附制度设置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添附制度在实践中极少发生，法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些极少例外情况而设立一项独立制度。笔者认为，添附纠纷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添附制度，因此对该类案件并没有通过添附而是采用侵权、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的。正是因为添附规则具有其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中设立独立的添附制度。
三、构成侵权的添附不一定要按照侵权处理
应当看到，未经他人的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只要产生了新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既构成添附的同时也构成侵权行为;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甚至在客观上使他人财产增值，但因为造成了财产形态的改变，在权利人主观上不接受的情况下，因为违背了权利人的主观意志，此时也可能构成侵权，从而发生侵权与添附的竞合。例如，未经他人同意进行错误的装修，因装修发生的添附，尽管在客观上可能使房屋的价值增值了，但因为通常装修是与个人审美情趣和偏好相关联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而客观上导致房屋增值的装修，也可能因为不合业主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种损害。所以，所有权人有权基于其房屋所有权主张排除妨害，要求存在过错的添附人拆除其装修材料，将其房屋恢复原状，也有权主张由添附人承担该恢复原状的拆除费用，并就装修中因拆除有关隔墙等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可以说，只要不是出于被添附人的意愿的添附，都有可能发生侵权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在发生了添附和侵权竞合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权利人享有适用不同制度来保护其权益的选择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6条规定:“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该解释实际上认为在添附的情况下，首先确定是否构成侵权，如果当事人同意则可以通过约定解决产权的归属和责任的承担，如果没有约定，则依照侵权处理。应当承认，在发生添附之后，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约定作出安排，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但并不能因为当事人对添附物的归属进行约定而否定添附制度。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事先很难对添附物的归属作出约定，在发生添附之后，必须要对添附物的产权归属在法律上作出安排。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节省当事人进行协商的成本，另一方面，规定添附制度有助于及时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通说认为有关添附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当事人事先存在着恢复原状的特约可以认为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该被宣告无效[3]。当然，此处所说的强行性规范是指对添附归属的确定规则，法律禁止当事人在发生添附之后请求恢复原状和要求返还原物。因为添附是基于鼓励创造和维护财产使用效率而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强制性的分配[4]。在添附的情况下，很多添附物是可以拆除的，但法律从经济效益考虑和维护现有的秩序，并不允许当事人拆除，因为在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将添附的财产强行拆除，必然造成社会财产的损失和浪费，所以，法律为维护添附物所有权的单一化，使这种规则具有强行性的效力，甚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变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