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借用中国台湾
公司法而造成的错误不止出现在
公司法第
12条第2款，在其他条款，还有更加离谱的谬误。在此，我们不妨再次比较两个法律条文：
（1） 中国台湾“
公司法”第
二百五十条：
“公司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发行公司债:
(一)对于前已发行之公司债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迟延支付本息之事实,尚在继续中者。……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发行公司债券：……（二）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
这两个条文的结构、用语几乎完全一致，但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前者是“其他债务”，后者是“其债务”。 “其”是指前文提到的人或事，根据前后文，“其债务”应是“对已发行公司债券所负担的债务”，不可能有“其他”的意思，从而“其债务”与“已发行的公司债券”相提并论，构成重复和指代不明。为何有“其他债务”和“其债务”一字之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草拟法律的时候照本抄写，不慎遗漏一字，抄写之后又不能公布出处，不能按原文校对，于是，造成了一个不容易发现的错误。有趣的是，在该条款的英文翻译中，“其债务”译成了“other indebtedness”（其他债务），这是用一个翻译错误去纠正立法错误。
4．为什么立法会如此谬误？
从1929年之后，股权投资最高限制的规定在海峡两岸徘徊了70多年，法条辗转变动，错误越变越多，一句老话被几代人重复，重复的次数越多越说不明白，这实在令人深思。立法易于出错和立法错误不易得到纠正，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制造禁令往往不需要理由，或者那些脱口而出，无须论证的套话就构成了理由，诸如：公平、正义、“节制资本”和“规范化”等等。一旦禁令设定之后，后继立法者大致都会沿袭。主张废除禁令需要有发现问题、言说问题的智能，需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沿用禁令既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责任心，“先进国家的法律如此规定”、“世界主要国家法律如此规定”之类的套话就足以搪塞，声称有先例可循就可以推卸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立法错误并不会给立法者带来任何不利。中国没有一种机制去问责立法错误（中国有“错案追究制”，却没有“错法追究制”），立法错误造成的后果又是立法者之外的人来承担，因此，立法者没有防止法律错误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