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德翁的主张，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共通心性，不会因为传统和制度而产生实质差别。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生存哲学并不总是排除机会主义，人总是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味坚持他信奉的某种道德哲学。我在中国大学的生活经历常常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北京暂时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与中国人是如此相同？我不妨用无数事例中的一个来说明自己的困惑。在北京，许多的大学都有一项实施了几十年的规则：晚上11点之后，学生宿舍楼的大门须从内部反锁，以防盗贼。锁门之后，进出大楼必须唤醒值班门房，并经受盘问，从而造成极大不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夜间发生地震、火灾，大楼居民逃生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封锁学生宿舍楼是明显违反中国法律的举措，因为，中国
消防法要求居民楼的防火通道必须保持畅通。[4] 可是，数以千计的西方学生至今仍然在反锁了大门的宿舍里度过每一个夜晚，没有听说发生引人注目的抗议或诉讼。倒是中国学生常常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进行对抗，诸如：向校方投诉；在投诉无效的情况下，拆除一楼卫生间的窗玻璃，翻窗出入；毁坏大门门锁，等等。在学生宿舍楼夜间反锁大门的事件中，西方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更看重个人权利的倾向。尽管我希望看到有人通过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方式进行抗争，我并不认为人们没有这样做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因为，我并不清楚究竟是抗争，还是放弃抗争对当事人最为恰当。如果官员不必按照公平程序聆听民众投诉，如果抗争只能增加个人风险而不能带来希望，大多数人选择放弃抗争或者被动等待也许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妥协、忍耐和抗争至少是同样普遍的人性面貌，威权政治正是植根于人性弱点而得以存在。
无论人们的文化、职业和教育背景多么不同，他们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有限的选择，多数人的选择通常是适应制度，因为，单独或者发动集体行动改变制度的个人注定要付出代价和承担失败风险。在多数人消极被动的情况下，要求某个人、某个群体挺身而出，这是缺乏道德正当性的。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可以轻松地主张：受压迫的人民应该起而抗争。然而，抗争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能保证最好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抗争，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抗争。
如果一个平民用身体阻挡一队坦克，他选择了对抗，并且勇敢地承担了选择的后果，但是，如果有人事先劝说或者动员他这样做，劝说者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是在用别人的生命冒险。个人有权利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承担道义责任，没有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一切人都是最好、最正确的选择。个人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大代价，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付出代价，没有谁能够代替他本人作出决定。生活在开放社会的政治家永远也不会真正体会到生活在另类社会的人民的处境，可是，他们总以为自己有足够的道德优势去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总是想从外部人为地改变其他国家固有的演进过程。然而，置身于风险之外的人既缺乏道德优势，也缺乏实践智慧去告诉别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俄罗斯人不够聪明，难以领会西方老师传授的“休克疗法”，而是因为他们听任那些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人为自己筹划未来。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洗耳恭听了无数自负的外国教诲，每当中国人把这些教诲当真的时候，都带来一场灾难。如果说中国问题终究会有德翁所说的“最佳回答”的话，这一回答只能来自中国人民自身的摸索、思考和尝试。
